叶挺脱党历史定为“暂待党外”可能更成立 专家学者在叶挺同志学术研讨会上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叶挺将军雕像。 本报记者黄俊琦 摄
9月10日，叶挺同志学术研讨会在惠阳区举行，叶挺将军及部分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属代表、有关新四军研究会负责同志、党史专家等齐聚一堂，分享关于叶挺同志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挖掘弘扬叶挺精神。
叶挺脱党10年从未停止过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叶挺率北伐军所部参加南昌起义，受命担任前敌总指挥，后因起义失败，辗转抵达香港。
同年12月10日晚，广州起义几个小时前，叶挺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鉴于敌众我寡，叶挺建议起义部队撤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责。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召开中国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不久，叶挺经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转赴苏联，他在苏联受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不公正对待，忍受不了“政治动摇”的无端指责，心情十分沉痛，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从此脱离中共组织。
“叶挺将军在10年脱党期间，经常被误解为离开组织、避居海外、意志消沉。”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原社长童志强在研讨会上说，经过认真审视叶挺在新四军建军前后的行止、活动和论述，深感他有许多过人之举未被世人了解，对他的一些偏见也没有得到澄清。
童志强说，叶挺在脱党10年期间从未停止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1932年，叶挺离开德国回到澳门，继续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为委员会”反对蒋介石的活动；1933年，叶挺抵达福州，协助蒋光鼐等人策划反蒋福建事变；1935年，由曾参与福建事变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成立，叶挺积极参与了同盟的筹建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叶挺即使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不妨碍他与中共党员的个别联系和交往。在流亡欧洲期间，叶挺先后与廖承志、黄平、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会面。1932年底，叶挺先后在上海、广东、港澳等地与刘仲华、毛齐华、陈希周、潘汉年等中共党员接触。童志强说，正是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叶挺与周恩来在上海新雅饭店的会面，成为他最终出任新四军军长的缘由。
叶挺“暂待党外”期间积极寻找党组织
“我们目前习惯说叶挺是脱党，但根据一些史料，将叶挺这段历史定名为"暂待党外"，可能更符合历史实事。”安徽省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蔡长雁说。
蔡长雁说，1928年秋，叶挺到达柏林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 “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从此开始，叶挺被中共“暂待”党外。
叶挺“暂待党外”期间，积极寻找组织，期待尽早回归组织。
1930年，周恩来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时候，经过德国柏林，会见叶挺，再次让叶挺燃起了回归党组织的愿望。蔡长雁说，在与周恩来谈话后，叶挺开始振作起来，但仍然没有等到回归党组织的消息，当时国内正是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时期，处理叶挺正合李立三的心意，即使周恩来做了工作，他也不可能去改变让叶挺暂待党外的决定。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形势日益危急，叶挺在欧洲待不住，回到了澳门。1933年，叶挺打听到了老部下阳翰笙在上海的地址，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望自己，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阳翰笙没有回信，那时他担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全力领导左联。叶挺冒险到了一趟上海，只见到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刘仲华、毛齐华，对于叶挺最为关心的找党问题并没有涉及。
1937年，叶挺响应中共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在国民党内老朋友帮助下，叶挺举家迁往上海，与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发奎、黄其祥多有来往，交谈时事，等待时机。到了当年3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将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如此多人的军队需要一个军长，国共双方都认为比较合适的人选非叶挺莫属。“叶挺本人也终于如愿以偿，被中共接纳，至此，叶挺总算回到了党的怀抱。”蔡长雁说。
本报记者黄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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