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心向党永不变 我以我血荐轩辕黑夜里，一群新青年点燃并守护和平的革命星火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3年，在日本参加反清爱国运动的青年鲁迅，写下这首慷慨激昂的七言绝句，抒发满腔忧愤和奋斗激情。
“五四运动”后，和平县一群同样心怀救国救民革命热情的新青年，用十多年的青春热血和革命行动，谱写了一曲“红心向党永不变，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乐章，为和平县建立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震醒山城青年
和平县位于粤东北、东江上游，东接龙川，西接连平，南邻东源，北边与江西定南、龙南接壤，系东江通赣的交通孔道，沿东江顺流直下可直达广州。民国时期，和平县经济、文化较为落后。
相对于现河源各辖区来说，和平县党的组织建立较迟，直到1938年8月才建立中共和平县党支部。当时和平县的国民党“没有很大的力量”，即便到了抗战时期，县党部还是“为一撮小资产阶级支配着，他不能代表地主阶级，也不敢公开地代表农民，他是居间调和着这个矛盾”。
和平革命先驱罗响（后改名方华）曾简要介绍和平当时的情况：当年“全县有人口约20万”，婚姻买卖、宗教迷信、典押妻子都是常有现象；教育十分落后，直到抗战后，各地才开始设立民众识字班；全县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地主握有乡村经济的支配权以及行政上的直接或间接支配权，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常有抗租斗争。另一方面，中、小地主家庭及农民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在教育界与下级的行政机构占有相当大的力量，经常领导农民与大地主进行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九连山下的山城和平，亦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和平县立中学附属小学师生卜恨生、黄惊白、张觉青等投身于这一斗争中，参加了反日宣传、示威游行，到商店检查和销毁日货。
随后，黄惊白、张觉青和失学的青年工人陈德润（后改名陈仁）、叶扫白等，组织读书会，订阅《少年杂志》和由早期的共产党员杨贡江编的《学生杂志》等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潮的熏陶。
刘和珍胞兄刘哑佛
成为和平革命引路人
1924年，国共两党正式宣布合作。次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11月初，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任东江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所属各县的领导工作。广东省革命政府委派孙绍康为和平县县长，刘哑佛（安徽合肥人）为县政府总务科长。
刘哑佛，堪称和平县的革命引路人之一。他思想进步，经常到各机关和学校演讲，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和平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进步青年组织“新和平青年团”开展工农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鲁迅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即是刘哑佛的亲妹妹。在和平任职期间，刘哑佛还在和平县中小学任教，借以传播革命思想。
因为志同道合，刘哑佛与黄惊白、卜恨生、张觉青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好友。刘学识渊博，豁达洒脱，言谈中不时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其演讲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一次大会上，他讲到怎样才能救中国时，在盘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抗争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后，振臂呐喊：只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拥护革命政府，打倒卖国媚外军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才能拯救中国。
刘哑佛在和平的时间并不长。1926年秋，蒋介石借“整理党务案”等打击共产党，和平县的一些封建势力与流窜到和平的陈炯明军阀残部连长陈日新勾结，逮捕了县长孙绍康，刘哑佛被迫逃走。
离开和平后，刘哑佛下落如何？1984年，和平县党史办黄定邦等同志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刘哑佛离开和平后在粤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福建，再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他被派往江西，参与营救方志敏的工作，获取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作战计划的情报；1939年被捕，死于狱中。
和平热血新青年成功“组团”
1926年春，卜恨生、黄惊白、张觉青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异常活跃。他们订阅《新青年》和《响导》等革命理论刊物，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热诚拥护国共合作的革命道路，自觉有必要、有责任组织和平青年，加入到革命斗争中来。
这批热血青年以原读书会为基础，串联发起组织“新和平青年团”。“新和平青年团”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但要求团员以“献身革命，敢于斗争，学习革命理论，联合工农参加反帝反封建设新和平为宗旨”。通过秘密宣传发动，有成员七八十人，多为中小学学生和失学社会青年：中学生有黄宏开、朱理从、黄连、毛云鹏等，高校学生有黄知新、肖得根、赖书祥、王金梁、吴成蔚、邹肃平、谢平波等，失学青年有陈仁、叶扫白等。他们在青年团的组织推动下，奋勇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斗争之中，先后组织陆运、理发、店员工会和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和提高工人工资的斗争。
“新和平青年团”成立后，以和平县立高级小学为中心开展工作，主要活动是组织团员学习，以提高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按照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政策、指示开展口头、标语、传单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青年团还编印了自己的杂志《微光》，宣传革命理论，揭露地主罪恶，发动群众响应号召参加国民革命斗争。
当时，在县立高级小学教师队伍中，由于新旧思想的分歧，教师中出现了以卜恨生、黄惊白为代表的新思想一派，与黄自艳、李节垣（黄、李均为县参议员）为代表的旧思想一派的对立。两派之间虽然没有明里的争斗，暗里的掣肘与攻伐却是不少。
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东征军在完成围剿陈炯明残部任务后撤离了和平，县内的封建势力重新抬头，并与逃往江西三南地带的陈炯明残部陈日新等遥相呼应。9月中旬，和平县县长孙绍康被陈炯民残部陈日新劫持到江西定南，时任县政府总务科科长的共产党员刘哑佛经卜恨生、张觉青营救，得以逃脱，被迫秘密撤离。临别时，刘哑佛再三表示，“以后会有人前来解决组织问题”，还嘱咐他们“行事不要太鲁莽，多加些小心为好”。
“新和平青年团”开展革命运动
此后，和平县半年内五易县长，陈日新、罗俊超、黄绍棠、熊仁荣、朱震先后上任。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新和平青年团”仍坚持斗争，发动团员深入宣传，在县城发动工人组织成立陆运、理发、店员、扎纸等工会，并选出各工会负责人：理发工会黄石庸、扎纸工会陈德润、陆运工会廖××、罗××（名字不详）。
和平县一直是运盐孔道，设有盐埠，从合水到和平以至江西赣南，运盐全靠肩挑，当时和平有挑运工人千余人。由于运费很低，挑运工人生活异常艰苦，迫切要求提高运费。于是，“新和平青年团”把发动陆运工会开展斗争作为工作重点。张觉青、黄惊白等经常利用假日，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革命政策，鼓励斗志，消除顾虑，成功组织千余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进入县政府大堂请愿，高呼团结斗争口号。由于工人团结一致，此次游行大获全胜，成功提高运费，改善了挑运工的待遇。张觉青也因此被选为工人代表，出席省工代会。
青年团对农民的生计也很关注。和平县山多田少，地租剥削甚重，有的对半分成，有的地主占六成。热水地租更重，农民要在早造期间交足全年租谷。此外，农民还要承受高利贷等额外盘剥，生活困苦。因此，和平农民非常拥护革命政府“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经过青年团的宣传发动，县城乃至水口、大楼、大坝、大坪、坑池、半坑等乡村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始酝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县城大东门城楼为农协会址，高挂农协犁头红旗。
青年团员卜恨生家里亦颇有良田，他主动说服家人将其卜姓尝产田（宗族公共田产）自动减租，并印发传单声明此事，以激励农民起来斗争。
在争取学生方面，青年团也有所作为。和平县城基督教会办的东山小学，强迫学生参加“礼拜”活动，“新和平青年团”对此表示反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强制学生信仰的违法活动。1927年农历正月十三，正是和平县城圩日，县城热闹非凡。在县城南门口沙滩，黄惊白、张觉青与福音堂牧师李寿人等，摆下“擂台”，展开街头论战，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揭露其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和强制宗教信仰的非法性，将李寿人等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对往来赴圩的群众来说，无疑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东山小学进步学生刘福英、王金梁等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也组织酝酿罢课，反对奴化教育，要求取消宗教课程并取消强迫学生“礼拜”。东山小学为制止罢课风潮，开除了刘福英学籍。但刘福英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县立高小接受了其转学就读申请。
在“新和平青年团”的领导下，和平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着革命运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等的恐惧与仇恨，双方矛盾逐渐白热化。基督教牧师李寿人，向身为基督徒的地主黄日初投诉。黄日初是黄姓族长，遂以宗族势力对黄惊白施加压力，想迫使他放弃斗争。黄惊白不肯屈服，据理反驳。黄日初理屈词穷，威胁道：“再干，你这个"黄祸"（黄惊白曾以此笔名在《微光》创刊号发表过揭露地主罪恶的文章）就要大祸临头了！”
山城革命守夜人
自1927年起，“新和平青年团”与反动势力作了逾10年的斗争。
1927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惠属党务视察处了解到和平县党部筹备处没有革命气氛，工作毫无起色，于是改派陈昌言（和平林寨人，又名陈百益）为指导员，并根据“新和平青年团”的上报材料提名卜恨生、黄惊白为筹备委员，协同陈昌言改组和平县党部筹备处。这让卜、黄二人的对头心惊胆战。和平县商会会长谢德斋、副会长吴国良别有用心地要求商会单独成立区分部，卜、黄坚持组织原则，拒绝了其无理要求。谢、吴等人一口咬定黄惊白操弄党权，排斥他们参加国民党，怀恨在心。
当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和平县官吏豪绅、地主奸商等势力互相勾结，乘机反扑，欲图阴谋陷害张觉青、黄惊白、卜恨生等人。陈昌言获悉后，同黄惊白一起出走。张觉青、卜恨生也相继离开和平。
随即，国民党和平县政府称卜、黄、张等是共产党，明令通缉，并下令解散所有工会、农会和青年团体。从此，和平县方兴未艾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运动，陷入低潮。
黄惊白随陈昌言出走后，并没有停止与和平封建势力的斗争。他在陈昌言和惠州视察处的掩护下，向省里报请查办封建势力，并利用惠州报刊反击封建势力的诬陷。
仍留在和平的“新和平青年团”团员王宏开、黄连、黄知新等，继续在学校开展隐蔽活动，订阅进步书刊，寻找光明，并先后吸收黄志猷、黄丽生、邹奠波、凌金薰等为团员。但因团员不时发表正义言论，青年团受到反动分子的敌视和迫害。
1927年秋，自惠州党训班受训回到和平县党部任职的周秉乾、张铁雄、谢觉狮等，向国民党省政机关诬报张觉青等人在北楼山岗秘密集会，筹划武装暴动；经查，无实据。
1928年冬，和平中学肖得根等8人（其中4人为新和平青年团团员）到北楼附近张网捕雀，有学生向正在和平清乡的黄习仁营部举报共产党正在北楼秘密开会。黄习仁营部当即到和平中学抓走肖得根等8人。因肖得根是校长弟弟，与其他4名非团员学生得到保释。黄连等3名团员被押往河源；后因查无实据，被勒索白银千余元后获释。但这3名团员及黄知新、黄丽生、凌金薰、谢平波等，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1年冬，在惠阳平海教书的张觉青因得罪当地土豪劣绅，被陷入狱。后给其代课的黄知新亦被陷入狱，坐了几年牢，差一点死在狱中，幸得和平中学校长黄汉荣及惠州三中校长张世暄担释，幸免于难。是年，时任和平县县长姚希明撤销了对黄惊白、卜恨生和张觉青等人的通缉令，3人先后返回和平。
1932年，和平县豪绅风闻工农红军在赣南开展土地革命，遂大肆宣扬“青年团已派代表赴赣”，还在县城猪逻巷路上张贴“暴力团”标语，嫁祸“新和平青年团”。
1932年秋，顽固派企图操纵县政，张觉青利用民主选举乡、区长的机会，发动群众选举进步人士担任乡区和区代表。1933年，张觉青当选区长后，和平顽固派报请省民政厅撤销其当选资格。
1936年，和平中学附小改为阳明小学，撤掉了反动派头目黄自艳附小主任职务，改派朱理从为校长。反对派借机攻击说“阳明小学赤化”。
两派人士利用和平同乡刊物《和风》，各自发表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进行“论战”。这些论战，客观上促进了青年和群众的觉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觉青、黄惊白、黄志猷等人与罗响共同商量寻找党的组织。几经周折，罗响终于在老隆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不久，麦任受党组织委托前来和平建党，首先吸收罗响、张觉青等人入党，并在1938年秋建立和平县第一个党支部。随后，越来越多的“新和平青年团”团员先后加入共产党。“新和平青年团”十多年辛勤播撒的火种，为和平党组织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依据史料：《和平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五期）》《中国共产党和平县历史·第一卷（1919-1949）》《罗响关于和平县委的工作报告》等）
本报记者凌丽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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