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父老尚相寻 纪念苏辙贬居龙川922年

■冰峰

一

距今922年前即公元1098年（宋元符元年）的酷暑时节。

烈日炎炎，焦金流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自罗浮向着循州治所龙川行进。这是他被贬往循州的第二段行程。第一段行程他从雷州到惠州，接受其兄长建议，把家留在罗浮山下，然后自己与幼子乘小舟北上东江，前赴龙川，进入更加陌生、更加荒僻的第二段行程。

此段行程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不过短短两个小时而已，但在当时却是一段异常艰难之途。因为时值酷暑，湿热如蒸，有瘴毒之患，且河道水浅，船只难行。更难的是，按照朝廷的最新规定，贬官一路上不能住官舍，连僧道的寺庙也不能入住，租赁民屋亦非容易。若不是留家罗浮山下，一家老小十几口人随其而行，行程将会更加艰难无疑，他拖儿带女踉跄而行的情景会让人更加心酸。

这位贬官当年正好六十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时代，花甲之岁已属人生暮年。对于他来说，在这种年龄段面临如此困境，有多少迁谪之感，有多少贬途之难，有多少孤寂之悲，有多少愤懑之恨，完全可以想象。然而他抵达龙川之后，在其所著一书中只以淡淡的笔墨记述此行之经历：“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老幼百数十指，衣食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书数百卷，尽付之他人。既之龙川，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入。”（《龙川略志引》）

其所述表面上无一字之激烈，无一句之怨恨，但千年过后的我们从其字里行间却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那种隐而不发的痛苦与愤懑。老人不但曾是朝中高官，而且是天下皆知的大文章家，也是诗人，从罗浮到龙川的一路上竟然不写一诗，不作一文，此乃无声之苦也，由此可见此间其心情之沉重已无法用文字来表达了。

循州，龙川，古代一直被视为“瘴疠之地”“荒僻之地”“蛮野之地”。当时有所谓“八州恶地”之说：“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著也怕”。这“八州恶地”被描绘得如此恐怖：“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八州恶地”中的循，就是指循州，现今我们这一方水土。如此之地，竟成为古代贬谪、流放官员的理想选择。自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就有包括4名宰相在内的10多位朝廷大臣被贬谪到这一区域。宋朝继承了唐朝的传统，朝廷仍然把这里作为贬谪、流放官员之所，已经向此处贬谪、流放了多少官员尚无统计记录，眼前这位老者是宋朝贬谪到此的第几位官员亦难以研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处境更惨。其他被贬官员大多是降职来此，而他来到龙川是没有任何职务的。

当时这里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位贬官曾经是北宋朝廷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是高太后最为信任和器重的大臣，尤其是在元祐任职朝廷期间，他在朝野的政治作用与影响力巨大。政声人去后，南宋何万在一篇有关这位老人的“谥议”文中说：“（元祐）九年间，朝廷尊，言路辟，忠贤相望，贵癰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多焉。”如此之高的评价出自后世，并非溢美之词，完全是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之论，这是何其难得。

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朝廷重臣竟然变成犯官，被贬到龙川来了。这位老人自己也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会来到这个“瘴疠之地”。于是我想起这位老人的一首词《调啸词》：“渔父，渔父，水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暮归。暮归，暮归，归暮，长笛一声何处。”这首词被清代朱孝臧收进其所编的《宋词三百首》，反映了作者对江上渔父恬淡闲适生活的喜欢和向往。也许他在被贬的路途上想起过自己所作的这首词，更加羡慕渔父自由自在、何其快活的生活，感叹自己身在宦海不得自由、背负罪名流落天涯的无奈与痛苦：吾似漂萍一般在江湖流转，漂泊无期，真不如江上渔父也！

二

这位老人叫苏辙。

当我们得知他的名字时，莫不眼前一亮：原来是他。苏辙其父苏洵，其兄苏轼，他与父、兄合称“三苏”，是北宋时代大名鼎鼎的才子之家。后来在明朝人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三苏”分别名列第四、第五、第六位。他们一家人就占了“唐宋八大家”的三个，堪称奇迹。这究竟有多了不起？按照作家李国文的说法是：“我们知道，诺奖每年一个，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选了这八位，平均下来，每百年才有一位，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照此一说，“三苏”当是最了不起，他们一家就得了三百个诺贝尔文学奖。

“三苏”既同放光芒，又各有千秋。苏洵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爵不过九品”。而苏轼、苏辙兄弟俩既有杰出才华，也曾居于高位。宋仁宗读到他们兄弟俩的应试文章时，“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后来苏轼做到正部级官员（礼部尚书等），苏辙担任过户部侍郎（相当于今财政部副部长）、吏部尚书（相当于今组织部部长）、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宰相）等职。

后人更重视“三苏”的文名而非他们的官位。苏洵策论见解独到，批评时政中肯，革新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王佐才”“帝王师”之赞誉。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取得极高成就，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为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是罕见的全才。苏辙是散文大家，策论尤为见长，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今存诗作也为数不少，只是因为其兄之诗太了得而显逊色。南宋文学家周必大曾向陆游请教赋诗之道，陆游建议他多读苏辙的诗文。周认真重读苏辙的《栾城集》后，对苏辙的诗竟有惊艳之喜：“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我读《栾城集》亦有同感。2012年，苏辙逝世九百周年之际，一场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眉山市举行，主办者宣称“结束了长期以来三苏研究中重东坡、轻颖滨（苏辙）的局面”，可见苏辙的文名影响力至今不衰，甚至更为辉煌。

然而苏轼、苏辙兄弟俩却对政治充满热情与期待，从小就有参政之愿、建功之志，他们想成为政治人物，而不是文学家。苏辙一首诗云：“少年读书不晓事，坐谈霸王了不疑。脂车秣马试长道，一日百里先自期。”（《四十一岁岁暮日歌》）可见其自我期许甚高。他在少年之时就作有《春秋论》《孟子解》《穀梁》，并且保存了下来。苏辙与其兄苏轼既在官场，又身居高位，就无法避免朝廷的种种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旋涡。因“乌台诗案”这一冤案，苏轼入狱，后被贬到黄州。受其兄的牵连，苏辙也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在那里做一个监管盐酒税的小官，而且五年之内不许调动。

这只是苏辙在官场上受排斥的开始。随着宋朝皇帝的更替，变法派与保守派势力角力的反反复复，苏辙在宦海沉浮，起伏无定，经受了太多的折腾与折磨。宋哲宗亲政之后，变法派领袖章惇被起用，权倾朝野，对保守派势力进行肆意报复，残酷打击，苏辙先后被贬到汝州、筠州，三年后又被诬指为臣不忠，贬为化州别驾，远放雷州半岛，一年后又被命移调循州龙川。苏辙被如此频繁地贬谪、移调，说明朝廷当权者对其抓住不放，步步紧逼，政治上边缘化与区域上边远化并举，不打击到底就决不罢休。

苏辙被贬到龙川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因为苏辙是朝廷当权者重点打击的对象，一贬再贬，难以避免。偶然性是因为雷州官民对苏辙非常友好，令章惇大感意外，且非常不高兴。朝廷不准贬官住官舍，雷州知府张逢就帮助苏辙租赁住房，海康县令陈谔又派人为苏辙整修一新。他们每月都自携酒食来苏辙住所相聚而欢。然而不久，张逢善待苏辙兄弟的事被人告发，章惇闻之极为不满，他不乐意当地官员如此礼遇苏辙，不乐意苏辙在雷州日子过得好，于是将张逢削职为民，并再令诏苏辙移调循州，把他赶到更边远更荒僻的地方去。

也许，苏辙与我们这方水土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有一种缘分吧，所以他会来到这里，他一定会来到这里。

三

当年八月，苏辙父子终于抵达龙川。

这是循州治所，是州级行政中心，然而这座自秦朝就设县建城的古邑给苏辙的第一印象：一是“山深瘴重多寒气。”（《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三》）即此地山高峰峻，瘴气弥漫，秋寒料峭；二是“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龙川略志引》）也就是说这里人物稀少，人气不旺，非常冷落，想找人来聊聊天都不容易。

既来之，则安之。苏辙用包囊中余下的五十千钱买得一所民居曾氏屋，有大小房间十间。他与幼子对房子稍加修缮，总算可以遮风避雨了。然后是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父子俩将房屋北边矮墙处的一块空地辟为菜园，挖土种菜。过了一段时间，韭菜、青葱、芥菜等各种菜蔬都长出来了，菜园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自己种的蔬菜吃不完，他们就用来制作酸菜和腌菜。

苏辙父子很快就融入了龙川当地生活之中，与龙川父老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抵龙川的第二年闰九月，父子俩在这里过了两个重阳节。前一个重阳节，天气还十分炎热，后一个重阳节已是秋高气爽，苏辙与龙川父老相聚小饮，心情非常高兴，其诗写道：“九日龙山霜露凝，龙川九日气如蒸。偶逢闰月还重九，酒熟风高喜不胜。”（《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一》）

对于苏辙父子来说，他们要融入龙川当地生活之中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苏辙自己不因坎坷失意而沮丧，不因蒙受屈辱而沉沦，放下包袱，陶然忘忧，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到当地父老群体中去；二是龙川父老对作为贬官的苏辙不憎恶、不鄙视、不回避。幸运的是，这两个条件在龙川都具备了。长期的流放，残酷的现实，多舛的命运，不但没有摧毁苏辙的生存意志，反而使苏辙更加坚强与放达，他以从容适应、轻松自如的心情与龙川父老交往；龙川父老也对苏辙体现出古邑客属的善良之怀与淳朴之风，尊重他，善待他，丝毫没有把他当外人，更没有把他当犯官来对待，在重阳节还来邀他喝酒。这令苏辙非常温暖和感动，他在诗中表示：“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二》）于是苏辙不再觉得自己是远谪万里的逐客了，把龙川作为自己的故乡。

苏辙在龙川期间与其西邻的“黄氏老”关系密切，相处甚好。苏辙所买的屋宅，虽有紫竹百余株，但为藤蔓缠绕，且竹干瘦小，他挥刀折腾多时仍找不到适合做拄杖的竹子。而西邻“黄氏老”的宅院种的竹子却长得粗壮挺拔，而且“黄氏老”的竹子原来还是从苏辙现住的宅子移植过去的。苏辙便上门向“黄氏老”“乞得一茎，劲挺可喜”。由此苏辙与“黄氏老”结下了“紫竹缘”，他经常拄着这支竹杖，到黄家饮酒：“我身病后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萧萧瘦干未能任，一亩君家知足用。一枝遗我拄寻君，老酒仍烦为开瓮。”（《求黄家紫竹杖》）更令苏辙高兴的是，“黄氏老”是个官学人家，家中不仅有一园挺竹，而且藏书不少，苏辙经常向他借书看，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光。

从苏辙的诗作可以感受到他在龙川的贬居生活的那种闲静自得、翛然自乐：“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其四》）虽然这里没有京城高官大吏们的丹阶玉墀，钟鸣鼎食，但是白酒是有的，黄鸡也是有的，日子是过得闲适而从容的。这一切都意味着，苏辙投入这荒僻而不失温暖的怀抱，终于与龙川融为一体，故被称为“苏循州”。

这在当时殊为难得。苏辙贬谪多地，在多个地方生活过，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像龙川父老那样善待他。苏辙晚年闲居颖昌期间作过一首诗《九月独酌》，反映了他在那里的处境：“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平昔交游今几人，后生谁复款吾门？”在这里，苏辙显然是一个为官府嫌弃、乡邻敬畏，人们唯恐躲避不及的人物，而且旧交零落，年轻人更不能理解自己。因此他深感孤独，寂寞难耐，只好“终年闭户”，连重阳节都只好独酌。此时此刻，我想苏辙一定会怀念起龙川的贬居生活，怀念起“龙川父老尚相寻”的暖心时光，而潸然泪下。

四

苏辙像一朵孤云飘到了山高瘴重的循州，他在龙川的贬居生活之所以能够过得从容与放达，与他坚强的意志、良好的心态分不开，也与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朋友圈分不开。

苏辙一朝被贬，犹如黄钟委地，珠玉沉埋，很快就消失在世人的视线里，亲友故旧唯恐惹祸上身，多不敢致书问候，保持联系，更有人想撇清关系，懒得理会，再也不见满座高朋，再也不闻欣然唱和，其原有的朋友圈立见萎缩，越缩越小，此已无法避免。为此，苏辙决定在龙川重建自己的朋友圈，发展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尽管老朋友已越来越少）。他与龙川父老打成一片，白发萧萧，笑声朗朗，相谈甚欢，同饮共醉。他还注意与自己能够倾心相交的当地人建立私人友谊，除了邻居“黄氏老”，还有一位龙川道士廖有象。

廖有象应该是当时龙川有影响力的一名道士，门徒甚多，为人热情。廖所在的道观位于何处，不见记录；现存与否，亦不得而知，但苏辙在诗中对廖的住处有过描述：“君居龙川城，筑室星一周。屋瓦如翚飞，象设具冕旒。弟子五六人，门徒散林丘。”（《龙川道士》）苏辙诗作更有对他与廖有象之间交往甚密、情谊笃厚的表达：“昔我迁龙川，不见平生人。倾囊买破屋，风雨庇病身。颀然一道士，野鹤堕鸡群。飞鸣闾巷中，稍与季子亲。剌口问生事，褰裳观运斤。俯仰忽三生，愈久意愈真。”（《龙川道士》）诗中把这位道士形容为堕入“鸡群”的“野鹤”，可见苏辙对其评价很高。在贬居之地，守孤寂岁月，“愈久意愈真”的这份友谊令“不见平生人”的苏辙倍感温暖，也倍加珍惜。

苏辙后来离开龙川，他与道士廖有象的这份友谊并没有“人走茶凉”。苏辙北归时，廖有象为他送行，翻山越岭，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到某段江边才作告别（“送我出重岭，长揖清江滨”）。当时廖有象正在修建道观，若不是此工程，他可能会一直将苏辙送到北归之目的地，不过廖有象表示，待道观完工后他将到中原看望苏辙。佛道中人果然说话算数，十年后，廖有象“万里一藤杖，来从故人游”，到颖川看望苏辙。这让苏辙极为惊喜，更深深感动：“我归客箕颖，昼日长掩关。仆夫忽告我，门有万里宾。问其所从来，笑指南天云。心知故人到，惊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惟有两顷田。年年种麦禾，仅能免饥寒。君来亦何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闻。”（《龙川道士》）廖有象不远万里来看望苏辙，还帮助他耕作田亩，这种友谊堪称古有今无，感天动地！

苏辙不忘老朋友，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忘记他，在他贬居龙川期间，他们仍与苏辙保持友情，这何其难得。其中两位故人还专程过来看望苏辙。一位是潮州道士吴子野。元祐年间，苏辙兄弟与吴子野结识于京，苏辙兄弟贬谪岭南，他又来到惠州、儋州，为苏辙兄弟传递书信作“鸿雁”。苏辙再贬龙川，他又来到龙川看望，并向苏辙传授道家的养生术，陪苏辙“修炼”，以健体防病，增强在“瘴疠之地”的生存能力。苏辙有诗《雨中招吴子野先生》记录了此事：“柴门不出蓬生径，暑雨无时水及堂。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蜜饷桃康。”不久，吴子野获悉苏轼将内迁，又再次渡海到儋州告知苏轼，并向苏轼出示苏辙所赠诗，苏轼也作了《次韵子由赠吴子野二绝句》。

另一位是巢谷。巢谷是四川眉山人，为苏辙同乡。苏轼贬黄州期间，巢谷曾去黄州看望，并留住教苏轼二子读书。元祐年间，苏辙兄弟还朝为高官，巢谷从未进京去高攀，沉沦乡间无消息。但苏辙兄弟贬谪岭南，年逾七十的巢谷却以如此老迈之身，徒步万里之程，前往岭南慰问。元符二年（1099年）春他到达龙川，与苏辙相见，并要从龙川到儋州看望苏轼。此时巢谷已是“瘦瘠多病，非复昔日”，苏辙劝阻他：“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州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但巢谷不听劝告，决意要去，结果不幸病卒途中。苏辙听到噩耗后失声痛哭，他在《巢谷传》中感叹道：“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

苏辙与其友人间如此真诚、深厚的友谊故事，虽然已经过去近千年，但在今天依然是那样的亲切如故，感人肺腑。历史应该感谢和记住苏辙这些患难之交的新朋老友，是他们的情谊温暖了一个天才的生命，使他的文学生命与史学生命不致萎缩，使他成为“唐宋八大家”中活得最长寿的人，使中国文学史与史学史避免了不该有的损失。

五

支撑苏辙在龙川的贬居岁月，还有浓浓的亲情。尤其是他与苏轼的兄弟情谊，从未因为分隔遥远而淡化，反而是更添思念之情、关切之意和互励之志。

苏辙与苏轼一向兄弟情谊深厚。《宋史·苏轼传》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为其兄的罕世文才而深感自豪，一次他代表朝廷出使契丹国，看到契丹人极为喜爱哥哥的诗词，甚至有一大批粉丝的时候，很受感动，挥笔写了一诗寄给苏轼：“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说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十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之三》）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苏辙多方营救，甚至上书皇帝，表示宁愿用自己的所有官职来替兄赎罪，但是苏辙的请求未获批准，反受牵连，贬谪在外。

几十年间，兄弟二人诗来词往，文来书往，从未间断。苏轼在其一生的诗作当中，竟然有一百多首是写给弟弟苏辙的。苏轼那首最著名的《水调歌头》，就是写给弟弟苏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年之后的中秋，苏辙来徐州与苏轼相聚，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相和：“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苏氏兄弟的唱和，当是宋代一道最亮丽、最温馨的人文风景。

不幸的是，同绍圣四年（1097年）宋朝廷加重对所谓的元祐党人的惩处，已经被贬的苏辙兄弟再次被贬，苏轼从惠州再贬到海南的儋州，苏辙从筠州再贬到广东的雷州，后又被贬到循州龙川。当年六月，苏辙兄弟俩在雷州见面后，相别于海边，然后各自继续山程水驿，雨夜霜露，独赴贬谪之地。他们当时都没有料到这是最后一别，此后兄弟俩再也没有机会相见了。

苏辙与苏轼在琼雷相望期间，虽横隔大海，兄弟间的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仍然密切，他贬居雷州一年，存诗二十九首，其中二十五首是和兄长之作。苏辙再迁到循州龙川后，相距更加遥远，联系更加困难，诗词唱和与书信往来不得不随之减少。但他们的兄弟情谊依然如故，始终互相思念，互相牵挂，互相勉慰。其间，苏轼有较长一段时间未见苏辙书信，情况不明，心里焦虑，曾以《周易》筮之。此事写在苏轼的《书筮》上，他说：“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苏辙兄弟在越来越难的书信往来中，除了互致问候，互相安慰，仍不忘诗词唱和与交流心得。

苏辙有一次从西邻“黄氏老”那里借得一书《白乐天集》，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文集。苏辙认真阅读了此书，写了《书白乐天集后》两篇读后感，并寄给其兄苏轼。他在读后感里为白乐天与自己相似的政治遭际而有强烈共鸣，认为：“乐天处世，不幸在牛、李党中。观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丽者也，盖势有所至而不得已耳。”他对白乐天身处逆境却表现出超越苦难的特殊能力和精神境界深为敬佩，并分析其中原因：“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予方流转风浪，未知所止息。观其遗文，中甚愧之。”相信身在海南儋州的苏轼读到苏辙的这两篇读后感，也会感触良深，甚至有可能对自己的人生作一番重新思考。

苏辙在龙川的三个年头日子总体上是过得平和、平静的，但“瘴疠缠绕，骨肉丧亡”也给他带来过深深的伤痛。跟随他在龙川的幼子苏远之妻黄氏死在龙川贬所，他悲痛地两次为她作祭文。他说：“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风波恐惧，蹊隧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岁行方闰，气候殊恶，昼热如汤，夜寒如冰。行道僵仆，居室困瘁。始自仆隶，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独甚。天乎何辜，遂殒于瘴。”苏辙甚至认为这一切不幸都是自己带来的，而深感自责：“惟我夙业，累尔幼稚。兴言涕落，呼天何益！”

六

苏辙在龙川的心态很好。他似乎心如止水。他在《龙川青词》中说：“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观，冤亲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无不为，或在庙堂，或在田野，并推此心，无有变易。”也就是说，苏辙对自己的未来已做好了两种打算：或重回“庙堂”（朝廷），或归隐“田野”，一句话，就是随遇而安吧。

苏辙在龙川也很闲，没有职务，没有公务，只是一个闲居老人，时间长了，他便觉得有些无所事事而感到寂寞冷落（“萧然无所复事矣”），尽管也有龙川父老与之交往，但毕竟不能日日相处。而且他自觉已“老衰昏眩”，借书“寓目”，亦不能久读。所以，他孤寂无聊的时光总还是比较多。

于是苏辙决定让自己重新忙起来。他“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把那些“十得一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的往事，以口述的方式让儿子苏远记下来，写成了两部著作：《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虽然苏辙本人说这两部著作是为了打发光阴、自我消遣的文字，但实际上是对自己平生从政经历及所见所闻的认真回眸与总结，有其重要文史价值。连因“洛蜀之旧怨”而“极不满于二苏”的朱熹，“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四库提要》卷一四0）苏辙本人对于自己所著的两书也非常看重，据曾枣庄的《三苏评传》，苏辙他去世前不久作的自传《颖滨遗老传》，“显然是在《龙川略志》基础上写成的，其中有些段落连行文也大体一致。”

苏辙不仅是诗人，是散文家，而且是深谙历史的学者，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著述。苏辙一生著述丰富，学术著作比苏轼还多。苏辙自少年时代就开始作《古史》，以纠正和补充司马迁的《史记》。在苏辙的史论著作中，尤以《三国论》最为著名。在贬谪雷州、循州期间，他仍继续从事其学术著作。《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属于苏辙新的写作计划。苏轼晚年的写作大多为即兴式笔记，不像苏辙那样有计划、系统地进行写作。所以苏轼非常赞赏苏辙勤于笔耕的精神和有系统的写作计划：“白发苍颜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独栖高阁多辞客，为著新书未绝麟。”（《东楼》）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多少人阅读过苏辙的《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我自己在写作此文之前也只是知道苏辙在龙川写出这两部著作，但从未阅读过。为写此文，我专门网购了这两部著作，总算通读了一遍。掩卷之际，我感到犹如推开了尘封已久的一扇窗，不仅看到了北宋朝廷那些年的政治运作，而且走进了苏辙的内心世界，他的为官之道与人格光辉犹如灿灿之日，令我眼前一亮。此时此刻，我更觉得自己面对的苏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巨大存在。

两书内容有联系也有区别：《龙川略志》与《龙川别志》记录的都是苏辙自己所亲历、所听闻之事，但前者主要追忆从政经历的各项活动与事件，后者主要是记录所闻前贤及时贤的逸事。《龙川略志》共十卷，记往事三十九条，其中除《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一则是将论青苗与论盐法铸钱二事合为一条外，其余记述皆是一则一事，共记四十件事。十卷中卷三至卷九主要是讲述作者及同僚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在诸如新法、刑法、选吏、外交、治河等重大问题上所持的见解主张以及这此见解主张的由来依据，相关重要事项的决策情况、实施过程和结果。苏辙在《龙川略志》中采用春秋笔法，只是客观记述而不作褒贬评价，然而作者的做官为人态度却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得到。

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人以为苏辙兄弟是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保守派，却不太了解苏辙兄弟为何反对，反对的改革之事是什么，更不了解苏辙坚守民本思想的原则立场与为官精神。苏辙在《龙川略志第三》中记述了自己在三司条例司（朝廷推行新法的总司令部）工作期间，对于青苗、榷盐、铸钱诸法及派八使等熙宁变法的重大事项所秉持的不夺民利、不增民负的民本思想与主张，对王安石以改革的名义搜取民利以增朝廷财政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意见。当时苏辙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工作，能够如此坚持正确主张，批评错误思路，而不怕得罪上司，不计个人得失，这种为官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景仰。

《龙川略志》的每一篇都值得认真阅读和体会，都闪烁着苏辙光明磊落的为官之道与崇高人品。从《许遵议法虽妄而能活人以得福》诸篇中，我们感受到了苏辙对人评判兼顾功过，坚持仁爱待民的情怀；从《不能秘法能以铁生铜者》诸篇中，我们了解到了苏辙主政户部期间不以歪门邪道弄钱，坚持正确取财的职业操守；从《言水陆运米难易》中，我们看见了苏辙在处理大宗物资粮米运输之事的负责精神、务实作风及正确预见；从《亨祀明堂毕，更不受贺》诸篇中，我们看到了苏辙对高太皇太后谦逊的美德的赞颂与敬仰，也感受到他对这种美德的看齐意识；从《陕西粮草般运告竭，可拔内藏继之》与《议罢陕西铸钱，欲与内藏丝绸等折充漕司》中，我们观察到苏辙尽全力去解决国事应急问题的能力，且感受到了他对事不对人的褒贬态度和宽广胸襟；从《议修河决》中，我们更感受到了苏辙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正确理念和捍卫真理、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凡此种种，不能在此一一列举矣。

从《龙川略志》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辙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怀、有原则、有能力、有作为的官员，是刚柔相济、老成持重、“吏事精详”“强明练达”的政治家，无论他身居何职，都有出色之表现。即使身为贬官，他亦是在职一地，造福一方。在贬谪雷州期间，苏辙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破除迷信，启发民智，帮助当地百姓改善民生，深为雷州人民的敬仰与怀念，苏辙在雷州的住所被改建为苏家兄弟的祠堂，以供人瞻仰与缅怀。遗憾的是，龙川没有这种机会，苏辙被贬谪到龙川时，朝廷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他只是一个被贬居到此的闲散无职掌的散官而已，他不可能也不能够为这里做任何事情。这给龙川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放下手中的《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我仿佛又见苏辙在贬谪路途上踽踽独行的身影，他从门下侍郎被贬谪地方，先后到汝州、袁州、筠州、雷州、循州（龙川），一程比一程遥远、艰难，一处比一处荒僻、蛮野，不知经过了多少晨风夕雨，借宿过多少孤馆野驿，品尝了多少天涯羁旅之苦，度过了多少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苏辙在贬居龙川三个年头（不满三周年）之后，终于接到朝廷指令，北归中原。我想，当时的龙川父老都会忘不了这位“苏循州”，而苏辙对龙川当应该更加难以忘怀。我想象，他在告别龙川、北归中原之时，一定会充满感恩地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一定会动情地吟诵自己写的那首诗《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

九日龙山霜露凝，

龙川九日气如蒸。

偶逢闰月还重九，

酒熟风高喜不胜。

获罪清时世共憎，

龙川父老尚相寻。

直须便作乡关看，

莫起天涯万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余，

紫萸黄菊映霜髭。

山深瘴重多寒势，

老大须将酒自扶。

尉佗城下两重阳，

白酒黄鸡意自长。

卯饮下床虚已散，

老年不似少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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