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李楚：我的革命岁月 河源“两纵”队员口述实录①
李楚（笔名郭薇）生于1918年，今年已102岁。他经历了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源城上城城脚下的家中安度晚年。
以下是李楚老人的口述实录。
一
不屈的中华精神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1918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兴宁县（今兴宁市）新陂区茶塘村下长岭围龙屋的一个贫农家庭。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姐姐和已经结婚了的哥哥。我家很穷，穷得吃番薯芋头度日，二姐夭折于襁褓之中。食物严重缺乏之下，初生的我越来越瘦，疾病缠身。母亲怕我也步二姐后尘，万般无奈之下，抱着我到福庆寺拜观音娘娘为干娘。1920年春节，父亲赌博输了很多钱，全家人的负担都压在母亲肩上，她只好进城靠挑担换点钱养家，但这哪够全家5口人的口粮呢？刚出生不久的小妹也夭折了。
1920年4月，舅表嫂凤姐告诉我父母，说上岭村逢源当有个族叔在兴宁县城盐铺街开有祥泰布号，生活过得很好，希望抱养一个儿子。于是，在家人万般不舍之下，还不满2周岁的我被送到书香门第的李祥泰家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在上海打响。我非常崇拜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连他们发出的全国通电都能背下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式防御，捍国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土，不能放弃……”这使当时14岁的我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我投向抗日救亡运动的激流中，唤醒了我的民族意识，我在追求爱国之路了。
我的堂兄李戈伦14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八月起义”暴动，夺取了兴宁县城，他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深远。李戈伦在1929年回到家乡，在乡共青团支部任支部书记，在我就读的世馨十校代课，讲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讲了“五卅惨案”“济南惨案”和大革命时期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先烈的故事，还学会了当时禁唱的《国民革命歌》《英勇的红军》等革命歌曲。这些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第一次任务：送密信到老隆
1939年，在抗日战火之中，国民党顽固派挑起了反共逆流，波及到了华南。
同年12月17日，我接到中共兴宁区委书记陈季钦的通知：到永泰关竞新布厂（中共兴宁区委机关驻地）有事商量。
到了那里，区委书记跟我说，区委决定派我步行60公里送加急密信到老隆，明天黎明就出发，要在入夜不久方可进入老隆，后天又要赶回兴城。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区委书记对我说这次任务非常艰巨，要特别小心。又问，“你一个人走害怕吗？”我挺起胸膛坚决地回答：“这是锻炼的好机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年轻人就应该在革命实践中多多锻炼。”18日出发前，区委书记给我一份加急密信，反复叮嘱：“这是特殊任务，要绝对保守秘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到华城乐育中学会晤族弟李湘粦。”他还介绍了公路沿途的情况和注意事项，然后一再强调要全力以赴，不管困难和危险多大都要克服，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坚决完成任务，这份加急密信坚决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
为了瞒过敌人，我穿上草鞋戴着竹笠，装扮成到老隆卖货的小贩，东方刚泛起了鱼肚白就赶紧起床。迈步西行，走过牛屎坳，到了岭西，看着太阳快下山了，我没有到过老隆，又没有手表，就问路边茶店主人老隆离这里多远，回答说不到3公里。我想，不能太早进入老隆，喝喝茶再走也不迟。可是没想到这店主人说的里程不准确，此处离老隆近10公里，我只好加快步伐摸黑赶路，夜里8时多才到达老隆中山街青年书店。
老隆中山街青年书店是中共东江特委联络点之一。到门口时，我机警地朝四周看，没发现可疑的人，就进入店内，按照党组织指定的联络暗号见到了侯向明同志。他看到报社给青年书店的条子非常高兴，把我领到楼上休息，然后我才说明来意，把加急密信交给他。
晚餐后，有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子拿了生姜煮的热水给我洗脚，发现我双脚起了泡，就用生油、针线帮我挑血泡。我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为了实现共同理想，战友之间应该相互支持。”
次日天刚破晓，我被叫醒了，街道上黑黝黝冷清清的。和侯向明同志握手道别后，在黎明的霞光中，我走出了老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密信里写的是什么。
三
在《大众报》任宣传干事的日子
1946年11月内战爆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按照党中央关于南方武装斗争的指示，做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1947年，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统一整个九连地区领导，撤销中共九连山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九连工委），正式恢复武装斗争。
1947年9月1日，我和刘云按中共九连工委书记严尚民的指示，到和东地区工作。我们随同陈桂友从河源船塘的李田苏围出发，经和平古寨的老杨坑、绿湖，接着随刘进队（中队长刘进，指导员黄柱昌，战士40多人）一起行军，顺利到达河坑，见到了中共九连工委常委兼中共和东区分工委书记黄乾（魏南金）、副书记林镜秋。9月4日，和东济南队（番号为和平人民义勇队，林镜秋兼大队长和政委）集中。林镜秋代表中共和东区分工委宣布，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和东总队政训室，林镜秋兼主任，组织干事陈荣章，宣传干事李楚，群运干事李群，武工干事骆骁（骆仰文），财粮干事黄怀章。分工委交给我的任务，是办好《大众报》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和东区分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从反抗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破仓分粮、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做起，在群众中发展武装斗争，扩大队伍。经过半年的艰苦创建和连续作战，到1947年6月间，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以水西为中心，活动范围包括和平县的古寨、彭寨、林寨、东水、贝墩、长塘、下车、优胜，龙川县的北部、中部，兴宁县的北部及江西省寻邬县南部等粤赣边区。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群众，进一步巩固游击区和发展武装斗争，中共和东区分工委决定出版《大众报》(代号“洞庭湖”)。当时报社工作人员有：我负责编辑和日常工作，陈辉麟、黄若橙（黄星光）负责刻写，杨观峰、熊汉中负责油印，陈碧霞（女）负责发行，还有年仅11岁的小勤务员尤文彬，50多岁的“老黄牛”黄烈负责管生活和挑印刷器材。在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一番筹备，从敌占区收购一批纸张、油印器材，一份油印小报《大众报》创刊号便于1947年9月15日诞生了。
《大众报》是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机关报，是一份四开两版的不定期的油印小报，形式多样，印刷清新，字体精巧、美观，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以及九连地区部队动态，还有一些宣传鼓动性短文、大众诗歌、快板等，报社随部队活动。
那时，《大众报》直接由林镜秋领导，许多社论和重要评论均由他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和工作重心亲自撰写，影响较大，是中共和东区分工委进行革命宣传的喉舌。
为适应艰苦斗争环境，报社的工具非常简单，2块钢板、2支解笔和三角尺、蜡纸、胶刷、印油等，装入一个油筒，随军行动，携带方便，印刷快捷，由于同志们认真钻研，掌握技术，一张蜡纸可印七八百份，最多的可印到1200多份，每期版头均红色套印，全版有时由红、黄、黑三色套印。
报社除出版《大众报》外，还经常刻印《大众电讯》，转载新华社消息，使广大军民在敌后游击区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此外还配合政治任务编印了一些活页和小册子，特别是将中共九连工委秘密电台收录的党中央重要文件、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文章及时翻印，广为传播，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中共九连工委十分关心《大众报》的工作，严尚民常在来信中提出对报纸宣传的意见，黄乾更是经常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黄乾常来给我们讲斗争形势，讲万里长征的故事，讲革命的前途，讲报社工作的意义……这使年轻的新战士增添了不少力量。
游击战争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敌人经常“扫荡”，报社也随着部队而转移。我们走的尽是些荒山野岭、偏僻小道，为了与敌人周旋，甚至每昼夜都要转移几个山头，避开敌人进攻的锋芒，使敌人扑空。当行军到达目的地，我们经常就在离敌人仅有几公里的村子或山寨里出版报纸。报社工作人员不顾疲劳，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刻写的刻写，印刷的印刷，繁忙而又愉快地工作着。虽然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但为了尽快传达各地新闻，同志们熬通宵赶印报纸。报纸一出版，除一部分在连队分发供战士阅读，大部分则通过地方党和群运组、武工队秘密在社会上散发，许多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贴到国民党县党部、县府门前，或寄给各自的亲友，开明绅士、进步教师。
1948年元旦后，我奉命调离《大众报》社，到中共和平县新一区区委任宣传委员，《大众报》从第七期起，由杨群（杨奎章）任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四五月间，国民党进行大扫荡，我们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整个和东游击区暂时陷入敌手，《大众报》宣告停刊。
《大众报》在和东土地上战斗了八九个月，给和东区和粤赣边区全体军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军、政干部，尤其是新组建的部队，许多干部都是新提拔的，他们不懂战术，不会指挥作战，因此，1947年9月至10月，和东分工委在嶂下举办了为期10天的军事基层干部训练班，我在办好《大众报》同时兼任政治指导员，林玉如任军事教官，林镜秋亲自主持并讲课，学员主要是各连和武工队的军事骨干，如凌章、萧波中等30余人。
1947年10月中旬，在猪乸坑举办农干训练班，培训各乡村穷人翻身团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学员有60多人。这个农干班15天内随军转移了16次，步行山路400多公里。11月4日，和东分工委在嶂下举办青干班，主任由林镜秋兼任，朱田光和我为政治指导员，学员多是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少数是从部队调来的文化教员，培训时间30天。
四
在和平县新一区用16两黄金换回3条命
1948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广东省第六绥靖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龙（川）和（平）清剿总指挥部”少将总指挥曾举直，亲率广东保安第五团莫秉彝营、龙和“清剿区”所属和平的县警队及地主联防武装共700余人，进入和平，驻扎彭寨。
中共和东区分工委的应对措施是，一方面化整为零，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等战术，非战斗人员避敌主力撤出中心地区，实行外线作战；一方面留下我（时任中共新一区工委宣传委员兼水西乡人民政府政治指导员）领导群众坚持斗争，龙川民众自卫队下属韩江队政治指导员袁若芳因病留在水西。
5月25日，我与袁若芳回到水西，路遇新一区工委油印室的杨观峰与伍冠雄，因天下雨，临时决定在龙潭叶屋住一晚，因为这里前后都是高山，叶屋单家独屋。谁知国民党保五团1000多人夜间行动，专走山间小路，其主力从彭寨马塘前进，另两路分别从叶坑和黄石进犯，在26日合击水西嶂下、鹿湖、老杨坑一带根据地，企图围歼我主力部队。
26日黎明前，我和同志们匆匆吃过早饭准备上山，刚好有个老百姓要去古寨街（敌占区），为保护中央文件（如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特地托他代买油纸。就在此时，保五团一个连从屋后一条山间小路走来，正在屋外的伍冠雄拔腿逃往对面山，敌人开枪射伤其左肩。
我们在屋里听见枪声和人声，知道情况不妙。杨观峰掏出驳壳枪要引开敌人时被射杀，叶屋被围，我、袁若芳、和平县新一区文工队负责人杨洋被捕，在被改为监狱的文昌小学坐牢。任凭敌人威逼利诱，我们始终不交待部队情况和去向。我写了一封遗书，托出狱难友藏于鞋内带回家中。
因为党组织通过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对象出面营救和我军南下的压力，我们3人免遭杀害。7月7日，我们被押到阳明镇监狱。关在监狱里的前锋班班长肖衍春，在10月的一天中午被押出去杀害了。
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3人听到1948年8月7日正式成立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高唱起《共产党的队伍真雄壮》。当时粤赣边支队第六团知道后，在上莞驻地一次排级以上干部开会时，政治部主任黄中强对我们进行了表扬。
监狱也是斗争的场所，我们把关在里面的国民党逃兵争取了过来，和狱中难友讲述革命的大好形势，教育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东二支五战五捷后，人民子弟兵回师九连山，阳明镇守敌一夕数惊，草木皆兵。1949年2月上旬，中共连和县委特派傅明、黄百炼率武工队到附城、大坝地区活动。他们通过开明绅士、曾在十九路军任过团长的黄汉廷带口信给国民党和平县政府，要求释放我们，以立功赎罪。伪县长黄梦周顺水推舟，乘机勒索，电告我家属携黄金16两抵赎。1949年5月16日深夜，我、袁若芳、杨洋被释放。
那时，曾天节已在老隆起义，兴宁已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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