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域河源人口消长史（下） 客从何来，缘何而来？
宋：衣冠南渡滨水居
800多年前，因父亲邝愈平上“缓金伐元”疏，被谪辞朝，举家南迁，一肚子委屈的邝一声离京时赋诗抒怀：“素抱忠贞任去留，青灯黄卷几春秋。明知逆耳心难恝，不伐元人恨不休。”
辞别京城，离开邝家曾经的采邑宣城，邝氏族人一路跋山涉水，定居河源。邝愈平原姓方，因皇帝赐姓，被奉为全球首个邝姓，河源因此成为邝氏族人开枝散叶的始祖地。
宋代以后，东江上游地区人口密度仍然较小。南齐永明元年（483年），析龙川县地，置河源县，隶属南海郡；河源县治设于今源城区上城。那时的河源县虽已建县数百年，仍是河流交错之地，山路曲折，屋舍寥寥，地广人稀。宋代以前的河源究竟有多少人，现存最早的康熙年修的《河源县志》也阙而未载。宋代起，越来越多的五岭之外人士，循着东江，前往河源、惠州、东莞等地。从各年代的各地县志、姓氏族谱可见，因战事、天灾，更有因爱河源山水之美，自原住地迁徙、流寓到河源的，慢慢多了起来。
这些新迁来的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
民国时著名客家研究学者罗香林评论说：“客家先民先移居广东东部北部的，虽说有远在五代以前者，然那时人数不多，比之其他先居其地诸系外人群，众寡悬殊，不能保持个己特殊的属性，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民系；即使是宋朝初年，移住那些地方的客民，也还是数量不多；南宋以后客民向南迁徙的，始一天多似一天。这种迁移运动，直至明朝中叶，始稍休歇。”（《客家研究导论》）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鸣，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吕俊彪合著）提及“东江客家”时说，由秦至明清，东江水运交通方便，中原汉族纷纷南迁，东江流域成为其重要的落脚地之一。从历史政权建置和出土文物看，东江流域的文明程度在宋元以前比梅州要高。
周大鸣、吕俊彪认为，东江流域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方，包括江西的寻乌、定南、安远，广东的兴宁、五华、河源、龙川、和平、连平、东源、紫金、新丰、惠州、博罗、惠阳、惠东、龙门、增城、东莞和深圳等市县；但寻乌、定南、安远、兴宁和五华等县，在文化上更应分属赣南客家和梅江客家人，而河源、惠州以及东莞、增城和深圳等部分地区则属东江客家人。
两宋时期，由于金、元相继南侵，中原和江南遭到了巨大破坏，人们生活困苦，朝不保夕，遂涌入相对稳定的岭南，一部分留在了东江流域。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统计，南宋从江西、福建、安徽、江苏迁至广东龙川、五华、和平、河源、惠阳等地的有曾、刘等18个姓氏。
南宋末年，黄海龙自中原入龙川，其子孙和亲兵进驻欧江村。由于他们人多势众，人口迅速发展，黄姓便成了该村中主要姓氏。目前，欧江村人口90%是黄姓。此外，村中还有胡、卢、连、鞠、钟、古等姓。据该村黄氏族谱记载，黄海龙是黄姓入粤第一人，生五子，十五孙，数十曾孙。据称，黄海龙现有后裔100多万人，散居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安徽、云南、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地区。
和平县下车镇徐氏迁居的原因，也与当时的国运息息相关。南宋覆灭后，在重重浩劫之中，均为度宗时提刑的徐氏兄弟，道隆起兵勤王，力战后父子俱殁；德隆则随宋帝度岭而南。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的精英们随着覆亡的宋室一同蹈海。
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个时期。王夫之云：“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幸存的南宋精英愿作遗民，徐德隆义不臣元，携家迁往龙川约兴隆镇密石寨下（今和平下车镇兴隆村），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亦随之传家，进士、举人、贡生、邑庠生、留洋博士等数百人，影响了数百年来和平县的人文环境。
迁居河源的古人，并不都是怀揣苦大仇深而来的，例如南宋的何天隐。“壮哉，河源之山也！美哉，河源之水也！”南海人何天隐沐浴着新丰江拂来的清风，站在江边大声慨叹：“我不走了！”
南宋淳祐年间，河源人总爱说“安名不如点姓”。何天隐的心态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淡泊名利，无意仕进，虽说是淳祐七年（1247年）的进士，是当官的料，但他后来与另一个进士林祐仁游山玩水到了河源，当时就动心了，决意在河源定居归隐，而且是住在他最爱的逍遥岩里。
这座逍遥岩，后来成了清代河源八景之一。
明：赣南闽西客家扎根东江上游
站在东江边，看着眼前舟楫往来，人声起而渐消。江水江水，其中有多少离人嫠妇游子泪？月姊月姊，见过几多悲欢离合入世出世人？
元朝时，河源县有3530户，人口13540人。元末，黄河泛滥，处处暴动，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至河源，令河源户数与人口大为减少。
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源县城共有1195户，只是元末的39%；人口5628人，只是元末人口的41%。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明初，“官虽设，无民可治；地已荒，无力可耕”。
明朝建立后，天下渐趋太平。承平日久，永乐、嘉靖年间，河源人休养生息，人口也慢慢地多了起来，且时有逃税流民移至。至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河源民众也仅2747户，人口7065人。
明代赋役是按丁口摊派，各乡里为减少征敛，便有意瞒报人口；另一方面，因赋税繁重，流亡加剧。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可信度存疑。
明代河源县三次析地，县境范围不断缩小：一是正德十三年（1518年），析河源地置和平县；二是隆庆三年（1569年），析河源地置长乐县；三是崇祯六年（1633年），析河源地置连平县。因此，衡量河源人口的数量，县境的扩张或缩小是要留意的。
在这一时期，岭外汉民大量涌入地广人稀的东江流域，垦荒定居。
1312年，苏东坡第七代孙苏天荣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乘船，沿东江南下赴番禺任教谕，途中夜宿义合，梦见5个老人指点他上岸观看一棵高大茂盛的紫苏树，并告诉他这个地方风水好，所以紫苏长得高大。后来，天荣升任四川富顺知县，嘱咐后人一定要落居此地。69年后，即洪武十四年（1381年），苏天荣第四代孙苏秀弘，在任广东东莞京山巡检时，在义合附近购置300余顷（3万亩）田产，携妻并子定居于此。
同在东江边上的阮啸仙家乡义合下屯村，开村于明末，距今400余年。相传明末有武官阮员辛、黄明翰、廖某3人，统兵扎寨东江义合。明室倾覆，清廷为安抚天下，诏令明朝将兵，或就地屯田，或解甲还乡。阮、黄、廖3位武官商定，欲率部下扎寨屯田。于是，廖居上游，故称“上屯”；阮、黄居下游，故称“下屯”。
这时期迁入河源的人，多数来自哪里？周大鸣、吕俊彪认为，宋以后，赣南闽西客家移民较多迁入东江地区，东江上游客家人大多是在宋元时期迁入的；明清以后，粤东梅州大量向东江地区移民，今天的河源南部、惠州、东莞和广州增城等地的客家人多为这个时期迁入。
紫金县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始造册定籍。全县2338户、5019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全县人口减为1921户、4579口。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人口有减无增（《紫金县志》）。
清：博罗曾拨付丁口支援河源
“清初"迁海复界"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招垦令，诱发了闽、粤、赣等地客民向粤东沿海大规模移民，深圳……便成为客家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引自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而深圳此时的移民以惠州、河源和梅州的为最。这几个时期的客民迁徙，形成了现在东江客家人的分布格局。
和平县的人口也在明末清初剧烈下降，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和平全县人口下降到1181丁口，比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减少813丁口，下降了40.8％。从清康熙元年(1662年)起，社会较为稳定，人口缓慢增长，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全县才新增183丁，每年净增仅8.7丁口。后来，随着社会和生产发展，大批客籍居民从福建、江西南迁至此，人口继续缓慢增加。
在龙川，康熙末年，蔡氏先祖自福建迁至黎咀和围村。与他们差不多同时期迁到此处的，还有谢、戴、骆、黄、胡、陈等12姓，加上蔡氏，共13个姓氏，他们共同和睦地居住在一座大围屋里，并建起了一个13姓总宗祠。这座原名叫阿婆围的大围屋，于是改名为“和围”。《龙川县志》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二年（1757年—1817年），全县人口由19208人增至41720人,净增22512人，平均每年净增375人，年均递增1.3%。
清康熙元年，博罗县曾给河源拨来男妇795丁口（凡男子自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妇女称口，合称丁口），作为充实河源交税（丁银）的人口。清代，在雍正初年推行“摊丁入亩”措施之前，男丁需交纳丁银及承担徭役；女口则除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需交纳一定数量的食盐税外，一般免纳丁银和免服徭役。乾隆年间时，河源县共有男子2944人，妇女2681人，合计5625人。如加上当时老幼人员，人口数量也远远不及元末之时。
康、乾年间，取消了新增人口的丁税和妇女人口税，新开垦的荒地不加田赋，吸引了各地移民。至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人口上升到10万人。
这些新移民，在各地与原来的居民因为“移民垦辟”、语言和风俗的差异，常常产生摩擦，发生“土客械斗”的流血事件。当地土著人或早早迁来的“土人”与后来的“客人”互称、自称“客家人”，于是，“客家人”称呼开始广泛流行开来，并引起在澳门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关注。
“我又听说了一种华人，叫客族的，他们勤俭耐劳，我学习了客家话，好和他们打交道，让他们集会起来，学习圣经和祈祷，把他们拉到主耶酥的身边。”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30日，在澳门传教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高兴地写信和他的德国同事说。于是，德国巴色教会的韩山明苦攻客家话，进入东莞、归善（惠阳）、宝安传教，还在香港“掘断龙”租有二所屋子，作为香港客族教会会址。这是德国传教士来华的最初情形。到了民国，德国崇真会对河源的医疗和教育事业都作出了较大贡献。
现当代：300多万人常住河源，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心城”
民国时期的河源县，包括现今的源城区、东源县和今博罗的观音阁、友助等地，人口益发增多。1935年，河源县面积实测有16148平方里（1935年《广东省各县面积统计表》）。
据《惠州府志补充民国史料》（台北市惠州同乡会编纂）记载，考查县民族谱，其祖先多经由福建、江西迁来定居之中原民族。“语言多地方方言，有少数属客家音。”
1928年，河源县统计人口为270402人。1939年抗战期间，河源人口总数只有193650人。到了1950年，人口才慢慢升至49488户266322人。
抗战期间，很多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人，坐电船沿东江逆流而上，避难河源，从中山码头、龙津渡等处上岸，定居于化龙路、太平街等处，还在太平街、化龙路等地建起混杂着“欧风美雨”的骑楼，也带来了广府语言、物产、商品和风俗习惯。这些外来因素与河源县城当地民风民俗的碰撞、交融，使源城区形成了与其他客家地区有较大差别的风俗习惯，更带有广府风情。
民国元年至35年（1912年—1946年），龙川县人口由314545人增至317249人，净增2704人，平均每年净增77人，年均递增0.1%。
抗战之前，1931年时的和平，全县人口增至176490人，每年平均增加701人；1942年，全县人口降至160832人；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有165785人。新中国成立后至1995年，全县人口净增287823人，比1949年增加1.73倍，平均每年净增6257人。和平姓氏很多，民国30年(1941年)七修县志时，全县有81姓。1995年统计时已增至104姓，绝大多数为单姓。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安居乐业，人口增速很快。1988年河源建市，龙川、和平、连平、紫金等县纳入河源市管辖范围，原河源县划为源城区、东源县。据统计，2005年河源市户籍人口337.36万人，常住人口为278.24万人。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河源市常住人口为295.3万人，居全省第17位；户籍总人口358.39万人，居全省第10位。2015年末，全市常住总人口为307.35万人，与2010年相比，5年间共增加12.05万人，增长4.08％，年均增长0.80％。
河源，这座东江明珠之城，正着力谋划城市未来发展，为实施都市经济带动战略打好基础。河源目前正在谋划实施东江—新丰江水系连通工程，将九潭水库建设纳入粤港澳大湾区专项发展规划，“三江六岸”生态城市功能廊道、高铁新城等规划编制工作有序开展（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老河源、新河源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必将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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