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近代岭南学风
■陈欣
岭南学术，自明以来逐渐兴盛。至清嘉道时期，领袖全国学界的地方大员阮元创设了学海堂，引入江浙学人与学术，最终熔铸出与北京、江浙交相辉映的学术中心。其中，学出学海堂的陈澧，以江浙学术为治学根基，又能融会贯通，沟通汉宋，并超越其上，锻炼出独具一格的岭南学风，成为一代大儒，影响超越岭南，遍布宇内，形成区域学术的良性循环。
学海堂与江浙学术门径
岭南学术与江浙学术素有渊源。学海堂之前，岭南学术高峰出现于有明一代，尤以理学为盛。
黄宗羲《明儒学案》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即广东新会陈献章，阳明即浙江余姚王守仁，为明代学术二巨子。王阳明曾入粤传学，时岭南学人承袭陈、王二人学术，以粤、浙分派传学，影响深远。白沙之学，传授于湛若水，受业著录据说四千余人，被称为“广宗”。阳明之学，传入岭南，以薛中离、杨复所二人为大宗，称为“浙宗”。浙粤并驾齐驱，“二宗共流布于峤南”（全祖望语），相互激荡、竞争融合，形成明代理学一大高峰。
入清以后，江浙经学逐渐入粤，学风始变。康熙五十九年，专宗易学并开清代汉学之风的江苏吴县人惠士奇督粤学。其岭南门生弟子杰出者，有何梦瑶、陈世和、罗天尺、苏珥等，称为“惠门八子”。同时，先后游粤的江浙学人如朱彝尊、潘耒、惠栋、朱珪、杭世峻、全祖望、赵翼、恽敬，皆为一代学术之俊，进一步沟通了浙粤学术，推动经学融入岭南学术。
推动岭南学风转变最著者，为江苏仪征人阮元。其督粤期间，于嘉庆二十五年仿浙江诂经精舍，开学海堂课，引入众多江浙学人，改变岭南学风，确立江浙治经门径。阮元举措，大要有二：
其一，扫除岭南自白沙以来的理学之风。阮元以为，“粤东自前明以来，多传白沙、甘泉之学，固甚高妙，但有束书不睹，不立文字之弊”，故在学海堂大力推行反驳心学的《学蔀通辨》一书。在阮元眼中，经此事之后，“粤人乃知儒道。”
其二，确立以声音贯通训诂的江浙治经门径。阮元治学，守戴震一系治经规矩，“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阮元确定学海堂院规，规定“此课之设，首劝经史而诗赋备具”，其所立“儒道”之大要即为“识字之法，以经为验；解经之法，以字为程”。
学海堂由是塑造了岭南学术的新形态。
陈澧与岭南学术路径
学海堂所结学术果实，最关键者为终成一代大儒的陈澧。陈澧（1810－1882年），广东番禺人。其学术出自学海堂，原本于江浙治学路径，以乾嘉音韵训诂为入学门径，且凭借音韵、声律、地理考证之学而得成名，并最终反思此道，自成一派。
陈澧对于江浙学术路径最初的反应是继承并推进，可谓层层深入。陈澧早期作有两部重要的小学论著，分别为《说文声表》与《切韵考》。二书皆遵循学海堂所倡导的以音韵贯通训诂的治经门径，前一书秉承以声韵贯穿训诂的原则，后一书则在此基础上贯通声韵之古、今，使音学贯穿联通。将此治学之道在前人基础上，更推进一步。
与此同时，随着陈澧深入声韵之学，逐渐开始对这一“皓首穷经”式的治学理念能否承受“治经门径”之初意产生怀疑。“训诂明而义理明”之“训诂”既已变成终身之事，那么“义理”以及其所承载的“大学”，能否达到，便成一大疑问。故陈澧对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之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发挥至群书入门的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承载了陈澧改变乾嘉大儒在治学实践中形成的治经门径的抱负，显现出与学海堂所本的江浙学术争胜的运思，凸显了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基调。
正是在此基础上，陈澧精心结撰《东塾读书记》，重新诠释孔门四科之“文学”科，以文学统包四科，融贯郑玄、朱熹的家法，以此沟通汉、宋之学，确立新经学，并重新厘定道统，隐而接续郑玄、朱熹之后，以与惠、戴二系学术争胜，确立粤学正统。
新的学海堂与岭南学术，始成风气。
陈澧之学的外传与反响
陈澧之学独立卓绝，影响遍及宇内。袁昶观察晚清各地科场风气，称：“阅二三场，先须辨各行省之风气师法所向。”其中，“粤则陈氏兰甫”，“非此诸家之门徒，则多野言，取去评，以是为准。”陈澧之学，已成一地之标准。1900年，日汉学家馆森鸿游历中国沿海各地，“自闽越抵江浙”，惊讶“交游皆仰陈氏如泰山北斗。”陈澧学风显然由粤直入闽越江浙。又据骈文名家李详所述，当时有学子冒认陈澧弟子以图获取时誉。可见学人热衷之一斑。深知宫廷秘事的文廷式，回忆“光绪甲午朝考，诸贡士卷中有明引《东塾读书记》者，阅卷大臣拟籖岀，翁叔平师云："上案头方置此书，日加披览，可无籖也。"”更是深入内廷，真正可谓朝市显学。直到上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在其所写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指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仍是承陈澧、张之洞余风的一派。
细究学人对陈澧之学的接受与反应，实有重经史小学与取汉宋兼采之学的不同。
陈澧经史小学湛深，后人称澧学出于阮元而精纯过之，诚非虚言。陈澧最初赢得各地学人赞誉者皆来自于经史小学。曾国藩、莫友芝对陈澧声韵、音律之学，皆大加叹服。章太炎论音律之学，称“有二派。其一，借此衍算，如钱溉亭是。其一，专明乐艺，如诸琴谱是。兼综二者，盖只凌次仲、陈兰甫而已。”号称民国第一大学者的黄侃，对陈澧声韵之学也极为佩服，称“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也。”
陈澧晚年精心构筑汉宋之学，成一家之说，有意超越代表一代学术高峰的江浙。陈澧学说此一面，在陈澧身后影响深远。晚清督粤的张之洞，深喜陈澧沟通汉、宋之学，自称私淑弟子。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先后出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又入值军机，掌管学部。张之洞的幕府，网罗众多陈澧弟子，为张氏推动学制改革的重要助手。张的鼓吹及陈澧弟子的作用，张大陈澧沟通汉宋之学的声势。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便称陈澧“学主沟通汉宋”，“粹然为咸同间一大师。”
受陈澧沟通汉宋之学的影响，学术重地江浙复盛行汉宋兼采之学，浙粤成为汉宋兼采的两大学术中心。之后，沟通汉宋以达学问胜境成为晚清直至民国时期学界前贤一直努力的志业，为后世学人复兴中国学术文化提供重要路径参考。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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