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伊始 迎战风险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少外国及其租界的警察和特务机关也密切关注着所谓“激进分子”的动向。1920年4月，北洋政府致电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饬令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严加防范。因此，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就成为党的一大所要应对的一个重要挑战。
7月中下旬，上海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和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为安全起见，用的名义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
会议开到第四个晚上时，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个晚上，一定使巡捕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7月30日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仍在原地召开。
恰恰就在这天晚上，真的有事了。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说是找人。马林建议马上中止会议。于是，代表们迅速转移。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来到现场，法籍警官亲自带人搜查，并进行了盘问。最终没有找到可疑的证据，悻悻撤走。
由于安全问题，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决定转移地方另行开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湖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一大在上海开始的议程，通过了在上海起草的文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面对安全风险，党的一大是怎样应对的呢？
首先，有所防范。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一大在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是有一定警惕的。陈独秀未到上海开会，也有他一直受到当局和租界注意、目标太大的原因。当局和租界都没有能通过追踪陈独秀和马林两个最大的目标，发现中共一大召开的秘密。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一直关注着安全问题。无论在上海开会，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都事先有所考虑。
第二，紧急处置。当有陌生人进入会场后，果断决定中止会议，代表们迅速撤离，避免了更大危险。为防跟踪，代表们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甩掉可能有的“尾巴”。留下的李汉俊等二人以巧妙的方式应对了法国警官的搜查和盘问。
第三，另行选择新的开会地点。会议没有结束，当然必须继续举行。但转移到何处呢？商定的条件首先是保证安全，同时还要当天能够来回。
有人建议到杭州西湖，租一条船继续开会。但王会悟说，杭州西湖人太多，也不安全。倒是嘉兴也有个湖，叫南湖，也可以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因为是老家，认识的人多，万一有什么事，还可以设法解决。大家一听有道理，于是便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根据到火车站了解到的列车车次，去嘉兴当天能够来回，符合预定的条件。于是王会悟预定了车票，安排了代表的行程，同时预定了南湖的游船和旅馆房间，以及船上的用餐问题。
第四，进一步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代表们上火车分散而行，有的是到杭州的车票但到嘉兴下车。相互间都装着互不认识。在游船上开会时，准备了一副麻将。王会悟负责望风，观察周围的情况。一遇可疑情况，代表们即装着打麻将的样子。负责撑船的工人也是特意安排的，据查考，这位工人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和保卫党中央的重要人员。
这样一系列安全措施，保证了一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的红船，终于在风险中勇敢启航。
一大会议遇到的风险，进一步提高了年幼的党对于安全问题的警觉。1922年筹备举行二大时，首先对会议地点是在上海还是广州做了安全方面的初步比较。到1922年5月中旬，鉴于广州局势，认为在广州开会不适宜，决定仍在上海举行。
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开幕。吸取一大的经验教训，二大采取了比较严格的保密措施，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都换了地方。小组会则分别在党员家里举行。
1925年1月举行党的四大，选择的地点，要求是华界租界警探都不易注意的地方，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向租界撤退疏散。会议最后在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里弄房子举行，二楼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万一有人闯进来，可以借口是私人的英文补习班作掩护。
100年来，党的红船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劈波斩浪、不断前进。我们党一再要求全党同志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不管遇到什么风险，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以稳固的自身定力、强大的组织力量、科学的应对战略、恰当的方式方法，化解了一个个风险。
摘自《人民网》《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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