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皮草的乾隆广彩“满大人”这些题材迎合了西方人窥探清代中国上层人士生活的欲望，成为乾隆年间广彩最热销的装饰图案

羊城晚报 2020-09-28 11:50

清乾隆广彩人物六角瓶

穿皮毛缘饰袖襟的广彩人物

身着猞猁狲皮的广彩人物

身着裘褂的广彩人物

吕子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编者按：

“满大人”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晚期，原是西方人对中国清代各级地方长官的称呼。清代外销瓷出现清装人物纹以后，西方人把这种瓷器上描绘的清装人物纹也称为“满大人”。

乾隆年间流行于广彩瓷器上的“满大人”纹饰，以描绘当时中国达官贵人的逸乐生活而深受西方社会喜爱，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间大量绘烧出口。与明末清初景德镇青花五彩纹饰喜欢取材明清戏剧小说绣像不同，广彩“满大人”描画的人物大多是本朝衣冠，极具时代气息。

这种写实的风格，向来被认为是应运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狂热好奇而生。但若进一步思考，作为向西方人传递这些时代信息的媒介——广彩匠人，他们描绘上流人士生活的知识经验是如何获得的？

仔细观察传世的乾隆广彩“满大人”纹饰，可以发现匠人们非常善于细致描绘衣冠服饰来显示人物的身份地位。不仅如此，这类衣冠服饰还非常贴合实际，比如出现了乾隆年间由宫廷开始流行的女性头饰——钿子，以及男主人官帽和身上兽毛向外、奢华气派的裘皮。这些在当时流行于王公贵族的衣冠服饰，似乎还没有普及到帝国的南端。

就以衣裘皮毛外翻为例，虽说古已有之，但大约自唐代以来，汉地之人衣裘习惯将毛面向内，取其保暖之用，而将毛面外翻的穿着视为胡人打扮。明人衣裘习惯同样十分含蓄，王公大臣们使用貂皮仅以暖耳，至于衣裘，则同样毛不外向。入清以后流行裘衣毛面向外的穿法，则被呼作“反裘”。

清代的衣裘风尚与清代统治者来自北方高寒地区及其狩猎传统有关。早在满人入关前，女真贵族衣饰兽皮已有诸多的等级规定。到了定鼎中原之后，衣饰皮毛的习俗顺势成了国家的典章制度。顺治九年，朝廷更下令规范各级文武官员士庶穿戴皮毛的限制，种类涉及貂皮、黑狐皮、猞猁狲皮、白豹皮、狼皮、鼠皮，等等。像是黑狐皮最为矜贵，非御赐不许穿戴，貂皮则限于高级的公侯及一二品文武官员使用。这些严格的衣裘典章显示出严格的等级观念，无形中由上至下推动起衣裘作为炫耀身份地位的社会风尚。

清代衣裘形式大抵可分镶边、出锋、外翻。所谓镶边即用皮毛镶缝衣边作为装饰。出锋则是毛面向内，并长出衣边，含蓄地显露奢华。外翻，或称反裘，是将皮衣有兽毛的一面向外穿着。朝廷为不同等级的人士衣裘作出诸多限制，正是应对从宫廷以至百官士庶流行外翻毛袍褂的结果。清初宫廷以黑狐皮为贵，非上赐不许穿。猞猁狲皮毛内黄而外有斑，华丽炫目，是翻毛外褂的常用料。

清人服裘时尚外翻的风气由宫廷和上层贵族带动，继而逐渐波及全社会。这一过程，周湘周湘《清代尚裘及南渐》一文有详尽梳理。文中使用了一则汪辉祖的材料，显示乾隆中叶反裘马褂开始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汪氏提到受赠的裘衣有灰鼠裘、羊皮袍，用料与宫廷所用貂狐之属相差故远，但最令汪氏感受深刻的，是他发现在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所见应试举人都开始穿着反裘赴京，迨至乾隆末，“今则宾朋燕集，冬皆反裘”。相比之下，据乾隆末年马噶尔尼使团成员记录，地处南疆的广州，当时城内有许多皮衣店，皮料丰富，豹皮、狐皮、熊皮、羊皮皆有供应，但是“这些皮料装得很好，缝成外套，皮毛是向内的”。广州上流人士反裘风尚，则要晚到光绪年间。

由清人服裘的时尚反观广彩中那些衣着反裘的“满大人”。这些穿着习惯在乾隆年间，似乎并不应出现在岭南，而更像是在描绘京师王公贵族及上层官员的生活场景。同样，广彩“满大人”中的反裘穿着，也不曾在同时期外销画中出现。广州口岸制作的外销画和通草画，题材内容大多就地取材，无论是风景名胜、花卉禽鸟，还是市井人物、园林家居，都充满岭南特色，乃至人物肖像几乎看不到衣饰毛毳的打扮。那么，乾隆广彩“满大人”图案的来源必然另有途径。

有关广彩工艺的起源，广彩老行尊赵国垣先生《广彩论稿》一书提到：广彩和广珐琅是同一行业的一对孪生兄弟。近年来，郭学雷援引了丰富的传世器物论证了雍正年间广彩与广珐琅、清宫画珐琅之间的渊源。

早在康熙年间，广州的珐琅匠人就因掌握进口技术，懂烧画珐琅，而屡受征召，赴京供事。直到乾隆初年清宫档案中犹有传旨征召广东画珐琅匠人赴京供事的记录。其中屡被提及的唐金堂，其人便是雍乾之际广东画珐琅的名手。如今仍见传世的唐氏署款作品，就包括了铜胎和瓷胎画珐琅两类。根据档案显示，这些匠人大多在广州受粤海关聘用，因工艺精湛而受督抚奏报，得指传令入京。而在广州时，他们也从事外销珐琅器物的烧画，像有唐金堂署款作品也出现在欧洲各大博物馆的旧藏当中。

由此可以大概推想：乾隆广彩“满大人”图案，很有可能来自早期广州画珐琅匠人的北上经历见闻。而这些题材又恰好迎合了西方人窥探中国上层人士生活的欲望，而成为乾隆年间广彩最热销外洋的装饰图案。这种猜想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旨在为解释广彩纹饰来源提供不同角度的启示，即广彩工艺并不是单凭海外贸易带动起来，而是清代宫廷凭借广州口岸与西方贸易互动和技术交流的过程产生的。

随着乾隆年间大规模文化运动的停息，广彩纹饰也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本土化的大转变，那些描绘北方王公贵族生活“满大人”纹饰逐渐式微，继而省改成晚清千篇一律的庭院仕女纹饰，与乾隆年间工艺相比，弗如远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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