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分担忧“空心村”

来论

最近与内地老家亲人交流，得知老家村里之前因为新冠疫情滞留在家的打工与求学的基本都走了，常住人口从三个月前的93人减至17人，复归到了“空心村”状态。

由于缺乏好的就业机会，加上交通、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滞后，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进城（镇）上学，部分老人进城照顾孙子（女），村里只剩下少量的留守儿童、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此前有报道在一些地处偏远的“空心村”，有老人去世，村里连抬棺木的人都凑不齐，这真不是危言耸听。

“空心村”不仅普遍存在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在一些大城市郊区尤其是远郊地区也司空见惯。在广州市增城区，一些村庄的空心化率甚至达到100%。由于旧村年久失修，很多房屋接近垮塌，不再适合居住，村民纷纷另处择地建设新村，旧村自然废弃，惟有村口的祠堂、古井、池塘和大榕树依旧伫立，见证和守候着这里曾经的人声鼎沸与热闹非凡。

“空心村”平素很凄凉，只有在春节、清明、重阳等节气，村内旧的祠堂会热闹上一天半日；偶尔三两老人齐聚旧村村头健身、聊天或玩纸牌；放学的孩子们在村口追逐打闹；某家逢节事（子女婚嫁、升学等），会在旧屋门廊上贴副对联；不少留守村民对闲置空间再利用的方式竟然是把旧宅子变成鸡舍，每天过来喂喂鸡：这些几乎成为村民和旧村联系的全部内容。

从土地使用效率来看，“空心村”是对乡村土地利用的极大浪费。尤其对于一二线城市，城市用地供给与利用强度已接近或欲突破临界值，对“空心村”等乡村闲置与废弃存量用地进行二次开发与再利用，是释放土地存量、缓解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性矛盾、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土地高效与集约利用、促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与重要举措。

少数区位条件较好、传统资源禀赋尤其旅游资源丰富的乡村，通过吸纳社会资本，对“空心村”进行改建与活化，形成了一批可看、可读、可歇的乡村旅舍、酒店等旅游设施和特色景点，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旅游村。

还有一些“空心村”，因为历史时期出了某位名人，或某段真实存在的或经人臆造出来的轶事，被政府部门授予“古村落”或“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牌匾，兴许还能得到政府提供的一笔村庄修缮资金或改造项目。偶尔会招来城里人的光顾，摄个影、拍个图、发个圈，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

但村民对宅基地权属的固有认知、市场对“空心村”整治的悲观预期和城中村改造引致的“城里的农民”普遍获利带来的攀比效应，导致“空心村”的改造与治理整体上举步维艰。

万物皆有生死，作为生命体的村庄也不例外。“空心村”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一些村庄将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要结束其历史使命。可以预见，随着更多人进入宜居性更好、发展机会更多的城镇生产与生活，“空心村”必将越来越多。

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必过分担忧“空心村”，更不必将其视为时代毒瘤，坦然接受村庄的自然消亡，任其静谧地停驻在那里，作为乡村发展的自然遗产而存在，也未尝不可。对于那些有标识性特征或强烈文化符号指向的古村落或古建筑，也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开展修复性保护，进而纳入乡村文化记忆和村落景观展示的一部分，而不必走“统一征收—推倒重来”的唯一道路。（作者姚华松系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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