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湾区流行病学调查队员吴文哲:以同理心对待外籍感染者

广州日报 2020-04-20 03:57

吴文哲(中)进入隔离病房流调。(受访者提供)吴文哲

平安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当前,除了在医院冲锋陷阵的白衣天使外,还有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流行病学调查队员在保障着市民的安全。他们排查每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行动轨迹、调查密切接触者、接机排查入境人员、撰写流行病学报告,有时也要参与采样和消毒,如此庞杂而危险的工作,常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他们听不到喝彩,反而常会遇到不解乃至投诉,他们也曾感到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正在保护市民的安全,这份神圣的职责便让他们内心充满自豪。

吴文哲原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防护所的主管医师,2月17日,他被疾控部门抽调到了荔湾区疾控中心参与流调工作。2个多月的时间里,让吴文哲印象最深的是几天前的一通电话,他接到一名非洲兄弟的喜讯:“我转阴性了,谢谢你。”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署名除外)

“流行病学调查其实就是"破案子",我们要查阳性病例14天前的活动轨迹,判断其是在何时何地感染的,感染之后至确诊期间又经过哪些地方,和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吴文哲告诉记者,干这份工作最兴奋之处,就是能查到阳性病例感染的来源,之后串并“案件”,将感染链条摸排出来,找出密切接触者,从而保障其他市民的安全。

看视频聊电话连续排查

2月17日,吴文哲来到荔湾区支援时,广州暂时已无新增确诊病例,正当他期待一切能风平浪静时,几天后,一起家庭聚集性病例在荔湾出现了。当时荔湾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2月20日,家住华林街的潘某某因为发热就诊被确诊新冠肺炎,之后其女婿、妻子、外孙相继确诊新冠肺炎。而潘某某家庭一行6人是1月24日从湖北来穗的。

“我全程参与调查了这一家人。”吴文哲说,接到阳性报告后,他和同事们开始着手调查病源,发现这家人曾经和一名确诊病例同乘高铁,但直到28天后才发病。28天来,这户人家接触的人非常多,为了找出密接者,吴文哲在电话中和他们聊了几天几夜,最后找出了多名密切接触者,“调查他们一家的密接人员,真的调查到快崩溃”。

另一起让吴文哲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炸鸡店老板。3月5日下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通报了这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林某,女,48岁,常住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南路,在荔湾区光复中路她儿子开的某炸鸡店工作,3月1日,林某出现头晕、咽喉痛、咳嗽症状,3月3日,在其儿子陪同下骑电动车去医院就诊,体温37.9℃,最终确诊新冠肺炎。

吴文哲告诉记者:“我看了十几天视频,外卖小哥前前后后来了几百个,凡是看到视频里老板娘不戴口罩,外卖小哥也不戴口罩时,就截屏给公安,让他们辨认,最后发现多名密切接触者。”

前期,吴文哲的工作主要是电话流调、看视频和写报告。“因为一开始不直接接触病人,所以我没什么压力,就是累。流调最大的压力是要短时间内把报告做出来,但接触完第3个病例之后,我就成"老司机"了。一个病例的报告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能写完了。”

现场流调6名外籍病例

而随着广州境外输入和关联病例的增多,吴文哲也参与了对外籍人士的流调,因为语言不通,一部分外籍人士的口音很重,吴文哲只能去到病人家、酒店甚至是隔离病房,进行一对一流调。“打电话流调对大家都是困扰,因为有些外籍人士的母语是法语,英语很差,即使用上翻译软件,因为对方的英语口音太重也很难识别。很多外籍人士又对广州不熟,和他说一些路名他完全不知道,因此只能去现场询问。”吴文哲说。

吴文哲的手机里有十多张特殊的照片,分别是通通商贸城、广大商贸城、绿松石小酒馆等,只要见到外籍人士,他就会拿出照片来跟他们比划,问他们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一旦对方说去过,吴文哲就会很激动,因为“案子有了头绪”。

但由于很多外籍人士使用现金,没有手机消费记录,因此很难据消费记录确定其行动轨迹,这也是吴文哲工作的难点,他只能耐心细致地询问、比对,以便摸清他们的行动轨迹,“我有过一次危险的经历,有次去酒店见一个刚初筛阳性还没转院的病人,护目镜的橡皮带老化了,眼镜直接脱落下来,我赶紧跑出去重新消毒戴好,再进去继续做流调。”

前前后后,吴文哲流调了6名外籍无症状感染者,“我们每个人对陌生人来询问隐私都会有天然的抗拒,流调虽然像破案,但更关键是要有和病人做朋友的心态。我告诉感染者,流调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友,保护公众,对个人也有好处。所以慢慢地病人也会放下抗拒的心态,配合调查。我们要以同理心和对方聊天,因为谁也不愿意得这个病,谁也不想传染给别人。”

“但就怕遇到不配合的。”吴文哲说,现实中有些案例一旦涉及到家庭伦理的问题,受调查者通常就不太配合了,“我遇到过带着流调人员绕圈的感染者,下午问的和上午问的回复完全不一样,而且每天都有新版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通常会提出警告。我们对他们的私人生活毫不关注,只关注其接触了什么人,接触了哪些可能被感染的人,但我们不会告诉外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经过这样的警告后,感染者通常会迫于压力主动澄清,向流调人员讲述所有的事实。

而最让吴文哲开心的是,前几天,他接手过的一个非洲兄弟高兴地打来电话:“我转阴性了,非常谢谢你。”

流调工作辛苦且须细致

吴文哲告诉记者,他的妻子也在荔湾区疾控中心工作,疫情发生后,妻子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每天早出晚归。对于双职工家庭,单位很重视人文关怀,只让夫妻的其中一方加班,另一人可按时回家照顾家庭。为了让妻子的工作能轻松一点,吴文哲选择了流调这个艰辛的岗位,“我前期没摸过病人,全程电话流调,所以和妻子一起住。每天上班和妻子一起出门,但晚上加班到12点下班回家时,小孩早就睡着了,我最晚试过凌晨两三点才下班。”

做流调工作需要和患者细聊,初步流调至少要四五个小时,一开始用电话流调还好,但后期要全副武装和感染者聊天、采样,着实是一件异常艰辛的事,吴文哲说,那种感受是“第一个小时很轻松,第二个小时有点累,第三个小时很辛苦,第四个小时呼吸很急促,第五个小时真的受不了”。

吴文哲说,初步流调结束后要迅速整理数据、写报告,之后看有无遗漏的细节,“你聊得累,病人也聊得累,有时病人特别辛苦,特别喘,就要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先将收集到的信息拟一个初稿。拟完后两三个小时,等病人休息够了我再接着问。”

“等疫情结束之后,我最想摘下口罩,带上我的老婆孩子去逛逛公园,去吃那些我们想吃的东西。”吴文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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