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头熊脑”的它 却是“独一份”的宝贝
南越王宫博物馆的精华很多，比如历代的水井遗迹、曲流石渠遗迹等等，可移动文物藏品方面，可看点也不少。当中，有一种饰有熊纹的空心砖，看着憨态可掬，却是独一无二的宝物。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这种空心砖
应该是台阶的踏跺
1995至1997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发掘了南越国宫署遗址，揭露出石筑蓄水池和曲渠等人工园林水景，出土了大量石、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一大批能明确遗址年代和性质的遗物和陶文、石刻。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和论证，一致认为这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部分御苑遗迹。1995和1997年的发掘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遗物以建筑所用的砖、瓦、石出土量最大，当中就包括这种“熊饰空心砖”。
这种空心砖呈长条形，中空，两端封闭。大多数朝上的一面模印几何图形，个别两面施纹，纹饰与方砖相同；其余三面拍印绳纹。两端面为立体感很强的范制熊纹。一般长130厘米、宽31厘米、高26厘米、壁厚4.5厘米。
据《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所言，南越国宫署发现的空心砖只有一种用途，“就是阶陛的踏步。这种长条形的踏步秦咸阳宫就已发现，秦汉的建筑遗址也常有，但两端饰熊纹的仅见于南越宫署。”
据《简报》的说法，在南越宫署遗址的范围内，发现为数不少的砖材。但只有1997年发掘御苑的回廊遗迹保存原位及结构，其余几次都是散乱出土，砌砖结构已被后世破坏。有的方砖在东汉时被用来修砌排水沟，还有不少砖块出土于晋、唐文化层之中。宫署发现的砖主要是方形砖，另有长方形砖、长条形砖、三角形砖、空心砖和券形砖等，“就目前所知，空心砖用作阶陛的踏步，扇形砖用于砌井，其他砖主要用来铺地或栏边。”
踏跺具有保护台基、防潮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具有极强结构逻辑的装饰艺术在散水印花砖、万岁瓦当中也被表现出来。厚重的印花砖保护了台基，万岁瓦当遮挡了梁架檐柱的日晒雨淋。”
在汉代
熊纹饰是特殊地位的象征
据宋人记述，番禺城是个仅“周回十里”的小城，其核心区段就在今中山四路西段，数十年来广州市发现南越国时期的墓葬都在这个范围以外，即城外，这为南越国都城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旁证。
有文博学者指出，在传统礼仪制度系统内，建筑与礼乐重器的装饰同等重要，神秘图案和色彩被赋予了“恶以戒世、善以示后”的实用礼仪功用。商周时期的宫廷建筑已经发现精美的装饰材料，如商代建筑师设计建筑时，在支撑宫殿的木构件施以雕刻和彩绘，墙壁上进行壁画装饰，在门、窗、槅扇的显著部位用铜、石包装。南越国宫署建筑空心砖踏跺两端的熊饰，也充分说明了建筑装饰在礼仪制度中的作用。
从图案上可以直观地看出，熊纹主体表现了熊头部的图案，熊两眼正视前方，炯炯有神，前后掌紧握、并列相聚、威武有力，活灵活现地塑造出熊的形象，特别突出头和掌的作用。因为卡通影视的宣传，熊这种动物在部分小孩子看来相当“萌”，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人们也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种攻击力很强的猛兽。在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熊饰空心砖，也有这种两面性，一方面似乎有些憨态可掬，另一方面又比较霸悍威猛。
据《周礼·天官·司裘》记载：“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射其鹄。”王之射礼以“三侯”即虎、熊、豹，诸侯射以“二侯”即熊、豹，卿大夫射以“一侯”即麋，士射以犴为侯。学者指出：所谓“侯”者，指不同的兽皮装饰制作的箭靶，实际是田猎时贵族等级的符号标志。熊在百兽之中的突出地位，令它在尊崇尚武精神的汉代成为一种特殊地位与身份的象征。
远古的神话
说明古代人与熊的密切关系
关于熊的装饰，在南越国时期的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见到不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霍雨丰在《南越王墓的动物世界》中就进行了归纳：“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熊图案出现在节约中，节约是车马器中马饰的饰件，南越王墓的熊形节约主要有两种图案，以及大小不同的式样。两组图案的熊形节约都呈半球形，球面所铸的熊突出熊首和四爪，呈蜷缩状，也像在啃咬的样子。”他指出：“这类熊形节约，和其他汉墓所出的熊形节约基本一致，如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梁王墓等。此外，南越王宫所出的熊饰砖，和南越王墓节约上的熊形一致。”
此外“西耳室的一件玉珌的一面有一熊浅浮雕熊纹，这只熊双掌拉着螭虎尾，并用口衔咬，作嬉戏搏斗状，表现极为生动。此外，东耳室和西耳室出土的3组共12件铜瑟枘，呈博山形，每一件都有若干动物造型环绕其上，其中就有熊蹲坐着。”
霍雨丰还指出，熊形和熊饰在汉代出土文物中常见，最常见于各类铜、陶用器的器足，此外，也见于镇、节约、砖等器物之上，“这些熊饰表现欢快，似乎反映了汉代生机勃勃的气息。”
有研究者指出，现存的汉代遗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熊图像，形态各异、配置多样。体现出熊在汉代身份的多重性、地位的特殊性。在汉代之前的古史中，有大熊伏羲氏、黄帝有熊氏、鲧禹化熊等神话，都提示中国上古时代应当有一脉与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且中华文明起源与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山文化等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玉熊、陶熊、熊头骨等，都是与这种文化有关的证据。
具体到汉代，汉代人将熊图像施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玉器、摇钱树等各种艺术形式之上，配置在不同场景中，有刻画在西王母旁的熊图像；有出现在祥禽瑞兽间的熊图像；有手持鼓槌状物的熊图像；有蹲坐支撑器物的器足熊；有击掌舞蹈的熊图像等等，实际上也是一种远古熊文化的遗风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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