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木棉”海陆来 岭南遍闻机杼声
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的《禹贡》当中，记载了各地贡献的方物，当中扬州（当时包括今天的广东、海南等地）的贡品中，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句。“卉服”很好理解，应当是植物原料做成的衣服；“织贝”又是什么呢？
有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棉花。如是，那这句话当可说明，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最早引入和种植棉花的地方。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棉花的古称“织贝”
上世纪番禺的农户还在说
宋蔡沈的《经集传》中有这样的说法：“南夷木绵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有学者认为，“织贝”就是“吉贝”，而“吉贝”则是由梵语“Karpasi”音译而来，指棉花。如果这样解释是合理的话，那的确能说明《禹贡》成书时的“南夷”所在地，已经出产棉花了。但《禹贡》成书时间历来为学术界公案，多年来莫衷一是。持较早观点的认为是约4000年前的大禹在治水时亲自撰写；较晚观点的认为不会早于战国；还有不少人认为成书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即使以最晚的战国说（相对接受者较多）而论，棉花在岭南的出现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有前辈农业专家称，上世纪50年代，番禺县农民还称他们所种的棉花为“织贝”。可见《禹贡》所说的“织贝”和其他古书上所说的“吉贝”，解释为棉花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不过《广东科学技术史》中有这样几句话：“因对《禹贡》的文句尚有不同的解释，海南在《禹贡》时代已有棉花这一观点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就是说先秦时代岭南人民有没有种棉织棉，姑且不作结论，留待以后深入研究。”早期作物的传播由于资料有限，常常难以确证，在更多、更明确的证据出现之前，多几分谨慎，当无大错。
那么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看看能确证岭南人民发明种棉和棉织技术的证据，究竟出现在何时？
三国时吴国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记载：“五色斑衣，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毳，鸟兽的细毛），中有核，如珠珣，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盒，但纺不绩，在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这种织物还根据粗糙程度不同，分为几个等级——“城”“文辱”“乌驎”。西晋张勃的《吴录·地理志》中说：“交阯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中有绵，如丝之绵。又可作布，名曰绁，一名毛布。”《梁书·海南诸国·林邑国传》说林邑国（中南半岛东部之古国，约在今越南南部顺化等处）出吉贝，“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纻布不殊”。
看来，古籍中记载的有关岭南种棉织棉的资料不少。《广东科学技术史》中才有这样的结论：“（岭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织）公认的确切的文字记载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除了新疆、云南等少数地区外，岭南地区远远地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前面。”
古代的“木绵”不是今天的“木棉”
棉花是唯一由种子生产纤维的农作物，历来是解决人们特别是农耕地带人们御寒保暖衣着问题的最重要的纺织原料。学者指出，棉应该起源于近赤道干旱地区，经长期的自然驯化和人工选择而有纺织价值，现有四个栽培种，即亚洲棉、草棉、陆地棉和海岛棉。印度是亚洲棉的起源中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古墓中，都曾发掘出5000多年前的棉织品。中国古代种植的棉花，以目前文献、考古等资料显示，是从国外分两路传入的。北路传入草棉，由非洲、阿拉伯经伊朗、巴基斯坦传入。南路传入亚洲棉，由印度经缅甸、泰国、越南传入。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织贝、吉贝、古贝、帛叠、白叠、梧桐木、古终藤等名称，一般都指棉花或泛指棉织品。它们都是不同地区从梵语、马来语、阿拉伯语音译而来。
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等指出，中国古代本无“棉”字，但有“绵”字，凡所谓绵，都是指丝绵。绵变为棉，大概在我国六至十一世纪之间，《广韵》卷二曰“木棉，树名”。这或许也可侧面证明棉花的传入与普及时间，当在此期。而6世纪以前的文献叙述棉花时所用的名称，都有“木”字或“树”字，这可以说明所记载的是一种植株不太矮小的木本植物。古代称木棉的有三种植物:一种是攀枝花，即现在岭南的红棉，为高大乔木；一种是多年生的棉花，又叫树棉；一种是草棉。棉花要长成木本，则一定是多年生的。古代广东所种的棉花，可能多属树棉。但到宋代以后，广东种植的棉花，则大多属于草棉。至于今天广州人很熟悉的，华南、西南地区生长的木棉，俗称攀枝花，与棉花不同科。虽然历史上也有很少的记载，表明曾用其制作织物进贡，但因太费工费力，并未长期、持续实行。从性质上说，它的种子纤维不宜纺纱，一般只能作枕芯、床褥等的填料。
黄道婆的故事也是岭南棉织史的证明
国人都熟悉黄道婆的故事。一般的说法是，黄道婆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1295年—1296年）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技术的改良令“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黄道婆后来也被纺织业奉为师祖。
黄道婆的故事在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明确和考证的地方，但它清楚地表明了宋元时期长江流域发达的棉织业与岭南地区的密切联系，也点出了岭南地区在棉花产业中的重要地位。西汉武帝末年平定南越国的汉军，初上海南岛，即见“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这种贯头衣，即为棉布所织。珠崖太守孙幸因滥征岛上名产“广幅布”，激起民变而被杀。可见海南棉布在汉代享有盛誉。
晋代时，广州附近地区已经普遍植棉织布，“木棉树高大，其实如酒杯”，所谓“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缘藤，织以为布”，可见木棉布已为普遍衣料。唐代岭南棉花生产不减于前，除了多见于雷、化、廉(州)，以及海南黎洞，珠三角地区也相当普遍。唐代诗人王建在《送郑权尚书之南海》一诗中有“白氎家家织”之句，“白氎”就是棉布。由中可知，当时南海(现广州地区)已遍闻织棉布机杼之声，棉花种植很发达。
宋以后，棉花开始从边缘地区自南向北，由东到西，向长江和黄河流域扩布。
河北省蔚县博物馆收藏着一套完整的《御题棉花图》石刻拓片，原系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棉花种植、纺织及练染的全过程绘成十六幅图，每幅图配以说明文字，求得乾隆帝为每幅图分别题写一首七言诗而成。它是我国最早的棉作学图谱，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清代前期我国北方，特别是冀中一带棉花种植业及纺织手工业的实况，是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史以及清代前期冀中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资料，从中我们也可看出棉花在从岭南等地传入之后，漫长的时间中缓慢扩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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