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珠江边的缆桩是否听过“苏哈尔号”的船歌
博物馆寻珍录
关于什么是“国宝”，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有时候我们在里，面对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展柜里的破砖、碎瓦、烂木头直发懵：它们怎么就能进了博物馆呢？
广州博物馆五层楼展厅里，就有这么一件文物——它就是几根大木桩子，从外观上看，坑坑洼洼，显然饱经风霜。这就是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出土的木桩，在古代的时候，为海内外商船泊岸系缆绳之用。放在1000多年前，除了歇脚的鸥鹭，多半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它。但它记录了珠江广州段岸线的许多变迁信息，对我们来说，可就很宝贵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唐代广州江边码头林立商船云集
今天的德政中路距离珠江岸线大约有七八百米，既然是拴船的桩子，必然安排在江边，也就是说，在它被牢固地打入地里的时候，珠江的北岸岸线是在德政中路这一带的。
1994年考古发掘时发现的码头遗址呈南北走向，基础为砖木结构。考古还发现了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各式陶瓷残片，说明唐代广州是全国外销瓷器集中的出口港之一。就在展厅里这几根大木桩子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古船“苏哈尔号”的模型。这艘三桅木帆船，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由阿曼著名航海家欧贝德指挥，依靠风力在海上航行了两年之后，抵达广州的。它拓展了阿拉伯帝国和唐朝的海上贸易航道，为中国带来亚麻、毛毯、金属制品和阿曼特产乳香。中国的丝绸、陶瓷等也销往阿拉伯地区。广州文明路丽都酒店也出土了唐代码头遗址，说明了唐代广州城珠江岸边码头林立，海内外商船云集于此。
今天，长达1.4万多公里的、当时世界最长航线——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已经很著名，不再只是学者圈里才知晓的概念。但在这漫长而复杂的航路网络上所运行的人和船、货物和金钱、时光与故事，仍有许多空白的篇章，需要无数类似德政中路缆桩这样微小而确实的发现去填充与证明。唯有如此，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今人来说，才是一条生机勃勃的路径，才是承载着梦想与光荣的航路。
无论如何，广州是一座水城，也是一座海滨城市。水是城市生态、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区域，珠江河道是为构成古城景观的基础要素“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的美景之所以长期被人所铭记，正是因为它是水城景观的标志性体现。随着城市变迁，河道及湿地面积不断变化，广州境内珠江水系的很多河涌由明渠变为暗河，近来又由暗河“揭盖”再度成为明渠。刚刚提上日程的碧道建设，给广州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依水而兴的历史
广州城市之兴，基于山海形势。这也是古代所有城市发展的最根本基础。时至今日，高度发展的科技仍然没有抹平大地与天空造成的自然隔阂，更不要说在技术力量落后的古代了。珠江给广州带来了便利的航运、通海的视野、丰沛的淡水、富饶的物产，也造成了水网纵横的城乡格局，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广州城市的边界。
我们先简要看一下广州古城格局的变迁：
相传东周吴国修建了南武城，但城址等现在仍是一团迷雾，没有确切的发现。秦统一六国，南海郡尉任嚣在据称是古南武城的东面筑“任嚣城”。之后赵佗建立南越国，进一步将这一城垣范围拓建成为一座东至芳草街附近、西到华宁里、南到西湖路、北到越华路一带的都城。后人称之为“番禺城”，也称“越城”。西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朝灭南越国，番禺城毁于兵火。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迁交州治至番禺，在番禺城旧址之上复建步骘城。唐代广州城呈“州城三重”的格局，由西部城外蕃坊、中部子城(即旧步骘城）以及东部古番禺城组成一个大城。宋代广州城大发展，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建设，子城、东城、西城、南城（雁翅城）逐一重修或新建，城垣范围大扩展。明代先将宋子城、东城、西城合为一城，又向北将城墙拓展至越秀山下，并疏通、布置城内外水道，形成“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格局。1586年，为保护贸易商户，在宋南城的基础上建立南部新城。广州在古代时期的城垣范围，最终基本确定下来。清代因贸易发展之需，城外西关、东关以及南关各有拓展与更新，鸡翼城也筑起来，保护持续向南拓展的商贸区。
从广州城市扩展的大格局中我们可以发现，向南的拓展不断在进行，而目的也大致相似——更好地保护和服务商贸区。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商业首赖于交通；而交通，在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古代，莫利于水运。商贸区的不断南移，侧面证明了广州段珠江岸线的不断向南推进。
古代的广州人很懂得理解和利用珠江
今天的广州，城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可是2200多年前，广州建城之始，城区仅仅是今天的越华路、吉祥路东侧、惠福东路、旧仓巷所包围的区域，总面积不足0.4平方公里。2200年间，广州城区扩展了2500倍。
第四纪地质研究成果显示，大约6000年前广州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有海潮入侵，海浪直拍白云山和越秀山麓。这时珠江北岸在今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那里有广州最古老的海相沉积物——在今新大新公司地下8米曾取得含海相贝壳和咸水种化石硅藻的淤泥，经碳14年代测定距今6340±130年。此后珠江北岸不断南移，珠江口溺谷湾也随之变窄。近年，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曾在忠佑大街南越国宫署遗址取样分析，共检出化石硅藻10种3369个，全部为典型淡水硅藻类。这说明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在秦汉年间已经属于淡水陆地环境，与6000年前的咸水环境大为不同了。
战国时期，珠江北岸大抵在大南路一带，距中山路尚有约550米。而秦汉时珠江北岸不但超过中山四路、五路，而且抵达今大德路一线，越过了中山路600米。直到宋代，溺谷湾的水面还很宽，由狮子洋涌来的海浪可直拍越秀山脚，现中山四路到惠福路一线属于这个大海湾的北界。溺谷湾中原有不少岛屿露出于湾面上。它们作为泥沙沉积的核心加速了泥沙沉积和陆地生长，为城市扩展提供了充实用地。经唐宋的演变，明代珠江北岸到一德路、泰康路，清代到十三行、人济西、珠光路、镇龙上街、新河浦一线。汉代珠江宽约2000米，汉代以来平均每年以0.83米的速度淤窄。现海珠桥江面宽仅180米，不及汉代1/10。广州城区大片土地都是秦汉以来淤积而成的。
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者司徒尚纪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解释，由于地球自转偏向力（科氏力）的作用，在北半球河流往往南岸形成凹岸、北岸形成凸岸。前者被侵蚀、挖深，导致坍塌；后者泥沙堆积成滩，年长日久露出大片陆地。广州珠江北岸2000多年来不断南移，正好印证了古人筑城的长远眼光，以及对不可抗的自然力的适应性。
当然，宋代以后珠江广州段的不断收窄，也和人口剧增、河道淤积加剧有直接关系，和人们对“水”的认识与理解有关。城市的拓展，也是人与水、水与人和谐共生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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