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来了又去的玻璃 一段由东而西的贸易
瑞典斯德哥尔摩海事博物中，收藏着一件名为《约翰·派克肖像》的画作。它在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品中，显得并不起眼；但在一些专业人士眼中，它却有别样的意义——它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一幅广州外销玻璃画。
玻璃画，是广州外销画大家族中的一员。听名字就知道，是画在玻璃上。作为一种海外商品，西方玻璃很早就传入中国，比如广州就曾出土许多舶来品玻璃珠，但比较大量的进口要到明代以后。在这种外来新材料和相关艺术技法的影响下，清代玻璃画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返销欧洲了。这说明，在相对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于实现产业升级，往往有效。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玻璃画
18世纪最耀眼的外销画品种
约翰·派克这个人，本身是英国人，但受瑞典东印度公司资助，曾经四次往来瑞典和广州之间。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32年的第一次广州之行，船上就有他。他的这件肖像画，具体绘制时间和作者都无从查考。但他最后一次离开广州是1744年，所以画一定不会晚于这一年。画中，他戴着长至披肩的假发，身穿一件奢华的带有金穗带的长衫马甲，这种造型是当时欧洲肖像画的流行样式。曾任英国布莱顿皇家行宫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孔佩特指出：“这种中西两种传统相结合的造像方式在18世纪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的——玻璃背画肖像上得以体现：肖像主人公身穿奢华的欧洲服饰，置身于以中国山水为背景的场景中。”
虽然使用的材料有所差异，但和其他外销画一样，玻璃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现中国风情的作品。当然，特定的材料和销售对象决定了特定的创作手法，令其呈现出与通草画、纸本水彩画等其他“外销画兄弟”们不同的样貌。道光年间梁廷枏编修的《粤海关志》中，记载当时中国外销的玻璃画五花八门，有“玻璃镜镶玻璃油画”“银镶边玻璃油画盒”“镶油画玻璃盒”和“玻璃影画时辰钟”等品种。美术史学者胡光华认为，中国清代玻璃画之所以畅销欧美，并为清朝海关纳税，“主要在于其艺术表现风格的西化和图像中西情调表现的融会贯通”。
有“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称、18世纪后半叶活跃于广州的史贝霖，最初就是由于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署名为“史贝霖”的最早一幅玻璃肖像画依英文标签的记载作于1774年10月的广州，画的是英国船长托马斯·弗瑞(ThomasFry)。有人说，史贝霖的意义，就在于他绘制的众多肖像画广泛地赢得了西方订画者的认可。孔佩特认为，另外一些广州的欧洲商人肖像玻璃画，使用了与《托马斯·弗雷船长肖像》相似的风格绘制，可以被认为是出自史贝霖或至少是他工作室的作品。
玻璃画背画技术对鼻烟壶等传统工艺品有影响
约翰·米雷斯(JohnMeares)在1791年出版的《1788至1789年从中国到美国西北海岸航行记》中说：“(史贝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或许是这个庞大帝国在这一领域上仅有的一个。”
他的说法可能代表了当时来华贸易的西方人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据我们现在所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如孔佩特就指出，约翰·派克的货运员查尔斯·欧文保存下来的个人文书中，就包括一份1738年关于玻璃画家郭呱（音译自Quoqua）的文献，这位画家曾提供有“18幅配有漆框的玻璃画”，另外还有6幅配有红木框的玻璃画。另一位瑞典东印度公司货运员是威廉·钱伯斯曾在18世纪40年代三次造访广州，在其《中国建筑和家居设计》（1757）书中一些图案的脚注标明：“是从著名中国大师萧先生（SiouSingSaang）的画作临摹而来。我在广州的时候聘请他在玻璃上画各种各样的中国服饰。”
此外，17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号”的Bootle船长自己就运回六块玻璃画。1751年，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PehrOsbeck）也曾对广州玻璃背画画师们的活动有所记录，可惜没有著录他们的姓名。他写道：“据说，从欧洲进口玻璃是被禁止的。可是，欧洲人经常运来玻璃，然后让中国人在上面画玫瑰或其他花卉，似乎中国人这方面的技艺十分娴熟。”1768年，威廉·希基也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许多优秀的画家在广州绘制玻璃画。
有学者认为：“18世纪的玻璃画在欧洲式微，在中国却异军突起，并且得到作为出口家具玻璃装饰画的机缘而不断完善，终于超脱成为一个新型的外销油画画种。”但广州生产的玻璃画并非全部用于外销，也有一些经由贡品等渠道，进入宫廷。玻璃画的背画技术，对于内画鼻烟壶等“传统工艺品”，影响也非常大。
经由欧洲传入又返销欧洲卖火了
玻璃这种东西，在古代中国，是稀有品，虽然据说早在周代就有生产，但只有豪富显贵之家才能使用，南越王墓中就有精工镶嵌的玻璃作为陪葬品。一般我们看到“琉璃”“药玉”这样的字样，说的都是玻璃。中国古代玻璃生产所用的材质和西方的有很大不同，分属于不同的系统。玻璃画需要画在相对大的平板玻璃上，明清时期欧洲玻璃的输入，让这门艺术在中国的诞生成为可能。
广州文物总店专家夏爱华指出，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可能于17世纪和其他玻璃制品一道作为外交礼物从西方传入中国。1655年，彼得·各雅和雅各布·凯塞尔带领的荷兰访华使团取道广州至北京，使团为皇帝准备的礼物清单中就有“带有绘画的四面用来看的平面玻璃”。在清廷，著名的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和王志诚都曾奉命长期在玻璃上作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18世纪，玻璃画在欧洲已不再流行，但在广州却成为外销画中最突出的角色。
据考证，清朝雍正时期，作为舶来品的玻璃开始在建筑的门窗上出现，但用量很小。在乾隆至嘉庆年间，在平板玻璃上作画开始发展并流行起来，圆明园的建筑中也使用玻璃画作为装饰。
不过，绘制玻璃画最重要的材料平板玻璃，特别是大面积的平板玻璃，在中国的生产和仿制都迟迟没有太大进展。夏爱华指出，即使是1696年，康熙皇帝敕令设立玻璃厂，由耶稣会传教士纪理安负责，但是最终也只是演变成“料器”——不透明的各色的料器瓶和鼻烟壶。在玻璃画的重镇广州似乎也是一样。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斯丹东所看到的广州生产的小尺幅的镜子，也是“利用欧洲进口来的破损材料回炉制作的”。广州玻璃画使用的平板玻璃，主要还是进口。
为什么欧洲人要不远万里把易碎的大块平板玻璃运到中国，再花同样的精力运回去呢？应该说，当中有成本因素，也有品质考虑，还有对于东方风情的迷恋。据柯罗斯曼《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画、家具陈设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古玩》记载，玻璃画不论题材，在1785年的价格每幅是“8到12块（西班牙银元）”。1785年时，“中国皇后号”运回的中国题材和西方题材的玻璃画，价格在9美元左右。到了1800年，当时有记载表示，一幅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玻璃画复制品单价为16美元，相当于美国商船三副的月薪，说明价格不菲，是种好货品。而对于商品画来说，经过长期外贸市场历练的广州画师，在掌握西洋画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完全达至要求。
进入19世纪，油画和水彩画渐渐超越玻璃画。但玻璃画作为广州外销品里一个独特的品种，在今天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和私人典藏中，仍然绽放着独特的光芒。
新闻推荐
昨晚亚冠赛前，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广州市足协向刚刚为广东代表团夺得第2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首金的新安明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