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 思亲节
□黄天骥
有一首童谣：“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是说摇着小船，到外婆家去了。小时候，我跟着小朋友们歌唱，只是顺口溜，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当我年纪稍大时，听到别的孩子唱起这首儿歌，我再唱不起来，心头上一阵隐痛，不期然想起了我的父亲。
如果父亲健在，今年怕有100多岁了吧。他去世时，我只有六七岁。我无法记得他的面影，甚至不能像朱自清先生那样，记得他老父的“背影”。
清明节，也叫思亲节。每年，我到安放父亲骨灰的场馆祭拜，捧出骨灰盒，小心翼翼放在拜桌上，拭去盒上的轻尘，妹妹们点上了香烛，大家轻轻地揭开蓋子，只见里面躺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骨片，黄里带灰。这就是我的父亲吗？我凝视着它，竭力地想象着父亲的容颜，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往往悲从中来，眼角润湿。
我妈妈去世，比爸爸更早，所以，我只能从爷爷或外婆的口中，知道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时，有不少名家在中文系任教，像古代文学名家古直，著名词人陈洵，都是我父亲的老师。陈洵先生住在广州西关逢源路逢源北街，离当年在石牌的中山大学，相距很远，每次上课，校方总派小车接送他往返。而我家，则在宝源正街，正好在陈家附近。凭着师生关系，当陈洵先生到中大上课时，父亲便趁“顺风车”，跟着陈老师前往石牌。
我听外婆说，我爸性急，一有空便躲在楼上读书。后来，我看到楼上的书架，确也放着不少书籍，像《十三经注疏》《杜诗镜铨》《三国演义》，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也许是我早年丧母，外公外婆对我特别怜爱，经常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而父亲又忙于学习，我和父亲实际上很少接触。而他的照片，又没有留下，所以，父亲的面影，我完全记不清了。
1938年，日寇进攻华南，战机日夜轰炸，广州市区，到处起火，在西关附近，有不少房屋倒塌。那时候，传闻日军即将登陆华南，一时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加以市政凌乱，盗贼横行。在广州沦陷的前夜，爷爷和外公决定，两家一起到澳门避难。先由我父亲和外公外婆等人，到澳门租好房子。随后爷爷带着我和妹妹、小姨，再在澳门会合。
我记不起当时是怎样离开家门的了，只记得跟着大人坐上黄包车，下了车，又走了一段路，到达一个叫泌冲的小村。我住在城市，从未到过农村，只见这里有几幢村舍，几株榕树，鸡啼犬吠，人迹稀疏。我们走到村边，看到有一条宽宽的河。在河边，停泊着一条船。船上面有乌黑色的篷，船尾架着双桨。爷爷带着我们上了船。一会儿，两位船夫也上船了，他们拿着长长的竹竿，往岸上一撑，船就离开了岸。船夫又把竹竿提出水面，插向水里，奋力一撑，船头溅起了浪花，乌篷船就在河面上悠悠前进。
我在西关的家，离荔枝湾不远，我也常常到那里玩耍。荔枝湾的岸边，也停着几种小船。一种是船头船尾都是尖尖的，人们称之为“榄核”；一种则是船头尖船尾方的，人们称之为“螳尾(蜻蜓)”。这两种小船，多是让年轻人划着玩的。另外，还停泊着一种被称为“花艇”的船，船篷垂着缨络，挂着风铃，风过处，丁当作响。船舱里还会摆张小桌几，放着雅致的茶具。有时，荔枝湾也会出现装载货物的乌篷船，但都匆匆而过，我对这种船，也未有留意。
想不到，我第一次坐船，坐的就是这种乌篷船。两位船夫一前一后，前面的抡起竹竿，或左或右地撑，后面的一俯一仰，划着双桨。我很兴奋，和妹妹坐在舷旁，也把手伸进水里，一边拨着水，一边唱起那首儿歌：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小宝宝，问我妈妈好不好？
问我爸爸好不好？我说：好！外婆听了哈哈笑。
那时，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一家正是在逃难，只觉船儿摇摇晃晃，岸边的树，慢慢地往后退，十分有趣。这一来，连近日敌机来袭，在头上嗡嗡作响；晚上警报一响，灯火管制，乌天黑地，人人噤若寒蝉；以及早上起来，被爷爷催着起床赶着上路的狼狈情景，都丢在脑后了。
不知不觉间，船靠岸了。船夫把竹竿竖着一插，和水面垂直，船身不再晃动，他们也跳下浅滩，扶着我们登岸。其后，爷爷领着我们又坐车，又走路，辗转到达澳门。但乌篷船的样子，坐船的感觉，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澳门，我开始上小学，父亲也在中学当上了语文教师。大清早，我上学了，他还未起床；晚上，我睡觉了，他还未回家。即使是星期天，父亲也往往返校工作，或者埋头备课和批改学生的作业。那时候，小姨已经成为我的继母，她便领着我和妹妹到白鸽巢、到松山公园一带玩耍。所以，在澳门，我和父亲虽然同居斗室，但相处的时间，也实在很少。
有一天黄昏，父亲回家比较早，那天，他带回一小瓶“五加皮”药酒，似乎很高兴。继母也炒了一点菜肴，难得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餐。
那天，妹妹刚学会了折纸船，她拿出了折好的纸船，在饭桌上轻轻推动。父亲笑了笑，把她抱在膝盖上，转过头问我：“你们不是坐船来的吗？你上学了，会画船儿吗？”我怔住了，一想，船上有许多东西，有船竿，有船桨，有船舱，有船夫，有船篷，真不知该怎样画？父亲看到我发呆的样子，便用指头蘸了点酒，在桌上画了一条横线，又在横线中部附近，画了一条半月形的弧线，说：“这就是你们坐过的乌篷船。”我便问：“船竿呢？”父亲接着蘸了一点酒，在横线和弧线的交点上，垂直画了一条稍稍穿过横线的直线，我知道，这是代表船竿了。我再问：“水呢？”他笑了笑，在“竹竿”下面加上一条小曲线。我一看，这寥寥几笔，不就把我们坐过的船，画出来了吗！父亲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又说：“化繁为简，读书、做事，都可以这样。”我似懂非懂，只默默点头。
谁知道，这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次晚餐。
过了几天，爷爷知道广州局面平稳了，澳门也不是可以久留之地，便带领我们回家，只留下父亲单身一人，继续在澳门任教。
我们回到了广州，不到半年，忽然接到澳门中学的急电，说我父亲患了霍乱，正在医院抢救。爷爷立刻让继母奔赴澳门。可是，晚了，父亲只入院一天，便在镜湖医院不治去世。
原来，在1941年，澳门霍乱大流行。那年夏天，父亲所在的中学，举行学生毕业典礼，会后教师聚餐。平生谨慎的父亲，一时高兴，喝了杯汽水，染上了霍乱。在日本侵华期间，澳门孤立一隅，医药短缺。父亲上吐下泻，只一天，便被夺去年轻的生命。过两天，继母一个人回家，搂着我痛哭，我茫然不知所措，还不懂得伤悲，回头看到有小朋友向我招手，便一溜烟跑了。
过了一段时间，小学开学了，老师发给我们一张表格，要填上家长的名字。我骤然想起，父亲已经不在，该怎样填呢？面对着空白的表格，脑海里也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下着瓢泼大雨，我们不用上课。巷里大青石下的渠道，来不及泄水，水便从石隙中漫出，一直漫上门阶。邻居的小朋友唱起了儿歌：“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着花鞋。”我和妹妹听到了，也跑到门口看雨景，看行人打着伞，卷起裤管，涉水而行；看小朋友用竹竿打水，溅起水花。这时候，妹妹找了一张白纸，折了一只小船，放在水面上。纸船浮着飘着，一会儿被雨点渗透，飘到街心，便沉没了。
我目送纸船，蓦然想起，父亲不是在桌面上，给我画过乌篷船吗？一横，一弧，一竖，一条曲线，这几笔，我分明记得。但是，父亲不在了！我竭力想着父亲的模样和身影，可是，怎样也想不起来，他给我留下的，就只是简单的几笔线条。
妹妹的纸船，慢慢地散解，它随着流水，渐渐飘远。而父亲画过的线条，却深深烙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开始懂得，如果不是日冦侵略，我家好端端地何至于要逃难？如果不是为了生活，父亲何至于孤身留在澳门？如果不是战争和乱离，澳门何至于霍乱大流行，何至于缺乏药品，群医束手无策？这一切，不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成的吗？日本的侵略，不知让我国多少同胞，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这一次，我懂得流泪了。我抹去脸上挂着的泪水、雨水，却抹不去心头上的国仇家恨。
后来，我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几十年过去了，有时遇上老一辈的亲友，往往会说我的眉目，和父亲有几分相似。到底父亲的容颜是怎样的呢？我也会对着镜子，看着自已，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父亲的面影。
清明时节，我又到安放骨灰的场馆，打开父亲的骨灰盒，细看骨灰，又竭力回忆我的父亲，但是，眼前呈现的，依然只有那一横、一弧、一竖、一曲的简单的画面，依然只是那留在桌面上的乌篷船。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大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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