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历史，说清广州

南方日报 2019-01-18 05:35

《百年城变：十九世纪以来广州的城市演变与文化形成》

梁凤莲著

花城出版社2018年11月

定价：56.00元

●徐诗颖

众所周知，广州是一座超过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以及改革开放前沿地。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当谈及对广州的印象时，不少人觉得广州的本土文化特征难以说清，更有甚者认为这座城市没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反差如此大的两种印象？广州隶属于岭南地区，岭南文化自身的魅力和特色充分展现在花城广州，也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广府文化。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最能代表本土文化的记忆却被时光埋藏在岁月的深处。鉴于此，梁凤莲的新著《百年城变：十九世纪以来广州的城市演变与文化形成》（以下简称《百年城变》）正是通过回到历史现场，重新为广州的本土文化内涵正名，从而向我们传达一种坚定的声音，那就是：广州是一座说得清的城市。

关注近代转型时期的广州

梁凤莲长期致力于岭南文化与岭南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小说《巷娈》《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羊城烟雨》以及散文专集《应愿之地》《广州散韵》《情语广州》等，另有相关文化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专著16部。可越是书写广州，越发现不少本土文化元素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渐被淹没乃至消逝。作为地道的广州人，热爱家园的情怀推动着梁凤莲书写广州，调整对广州历史文化的认知，从而守护属于广州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城市与历史、城市与文化两组关系的思考也逐步呈现。虽然梁凤莲坦言做城市史研究处于起航阶段，但我认为该书实际上是她近二十年来对广州本土文化思考的集大成者。这如同《百年城变》“后记”所言：“历史与文化总是相互交融的，城市史正是通过研究，去理清脉络，把握真相，从起点之前，设定终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呈现，会如何与自己的城市共生共存。”关注一座城市历史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思考它的文化命运，从而明晰“我们的城市是如何建立起来，如何发展起来，其特色与本质又是如何形成的”。以古鉴今，了解城市命运史有助于我们校正对城市的认识，以融入城市的心态来认识本土文化，并且投入对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动中。

为了更好地观察城市史，梁凤莲选择了广州文化形成最关键的近代发展转型期（即1840年至1949年这百余年）作为考察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历经多次剧变，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也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于多个方面影响全国，行走在潮头浪尖。在具体研究里，她通过个人经验重新挖掘与整理史料，对广州的近代城市史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察。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主体演变、共治结构、商业经济、城市规划以及文化品牌，尝试“理清城市文化要素之间互动呼应的因果关系”。同时，这六个部分连缀成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着梁凤莲对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根脉的价值判断与认知。归根结底，广州之所以能成为广州，是因为它从近代这一转折期中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在蜕变中形塑出自身独特的广府文化价值。

建构“以人为本”的历史观

克罗齐曾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的历史并不是指过去存在的历史，也不是指史料记载的历史，而是书写者写出的历史。因此，书写者笔下的历史既与当下所处的现实息息相关，也与书写者当前的经验、兴趣和思想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关联。总而言之，历史只有进入现在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梁凤莲在《百年城变》中贯彻着克罗齐的思想。克罗齐所理解的“当代”，并没有着重关注上层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是“向下看”，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应的，梁凤莲在书中尝试建构“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也就是：“我们以往观察历史，往往过多关注上层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对真正下层和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仍然关注不够。所以，当代历史研究需要有一种视角向下的新变，才能谋求用一种新的方式和角度，对那个时代探寻更为全面的认识。”由始至终，她都秉持一个原则，即：“历史观的成形非常重要，以历史做背景，文化研究才不会跑偏。”为此，她改变研究的路径，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中拓宽整体的大历史观，从怀着敬意的细节探寻中强化城与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就要从“人”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主体入手。只有真正回到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这座城市，与这座城市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联系。人的记忆，便成为有效连接人与城关系的重要纽带。梁凤莲说：“市井处处，恰恰也是广州的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织补关于市井的记忆，恰好成为该书修复城市历史肌理及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途径，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联系。近代中国，恰好处于传统儒家文化失去固有社会地位而城乡独特的文化观念萌芽成长时期。在此期间，市民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逐步建立城乡独特的文化观念，而这些观念也融进城市文化混杂中西元素的血脉里。

由此出发，我们在书中可随处读到如“世俗”“民间”“市民”和“市井”等充满民间气息的词汇。它们均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民”，比如：第一章里谈到《南京条约》签订后民风的强硬与广州官民的反入城运动；第二章探讨近代市民文化认同意识的出现；第三章聚焦民间共治与政府管制的城市二元治理结构；第四章提到民间“求富”思想的出现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起了颠覆性的推动作用；第五章从建市规划中看出“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以市民的喜好为本，成为广州建市之基础、立市之根本”；第六章从近代广州著名的文化品牌研究地方文化与市民意识之间的关系等。可见，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构成其底色的正是浓烈的市民文化。梁凤莲从回到这段“勇立潮头”的重要历史节点研究出发，让新老广州人更好地认知这座城市，进而融入并热爱这座城市，建立起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意识”，真正能够从心底自豪地喊出“我是广州人”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书中所言：“这是以文化自豪感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

《百年城变》选取了广州城市文化形成最关键的近代百年作为探讨对象，着眼于“新变”，从追根溯源中展现广州城市文化的进化转型与应变的主动和迅速，深挖城市历史文化演变与人文精神塑造的密切关系。饱含深情的广州书写，让我们为生活在这座千年商都而深感自豪。广州的确是一座可以说得清的城市！我想，梁凤莲的探索不会就此止步，如同她所说的：“我热爱广州，它不仅是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希望能通过记录与表达，感知时光的流变，见证世代衍传的本质与真相，把其中的文化底色拓印下来，把品味情趣沿袭下去。我只是做了自己本分的事。”这颗热爱广州的心，让人为之动容。未来可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片领域的创作和研究。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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