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来工”到“新番禺人”
□本报记者袁辉
2018年7月27日，对于来自湖南的来穗人员阿青（化名）来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当天上午，他在市桥街来穗中心以人才引进为由成功申请入户，成为了一名“新番禺人”。
同样是来自湖南的来穗人员，1996年3月的一天，对于在番禺某企业打工（当时叫民工）的阿汉（化名）来说却仿佛是一场恶梦，春节后妻子从湖南老家过来看望他，因为生活区没有公共卫生间，而跑到了当时经警室（即现在的保安室）的卫生间上厕所，被经警以不能收留家属住宿为由，把阿汉的妻子拷在卫生间的水管达3小时之久，至今阿汉的妻子仍然心有余悸。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来穗人员的身份和地位也在不断变迁，变得越来越受尊重，越来越融入当地。
“捞仔”是当时最卑微的称呼
今年60岁的阿平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番禺打工，当时条件艰苦他可以克服，但让他感到最不舒服的就是本地人与他们这些外地人打交道时，称呼他们为“捞仔”。这么多年过去了，阿平仍然一直认为，“捞仔”是当时对外来工群体的贬称，是当时最卑微的称呼。
翻看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对现在来穗人员的称呼有：民工、工仔、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来穗人员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对于当时“民工”这个群体，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叫“来穗人员”，可以说，这里改变的不仅仅是称谓，而是对这个群体的认可和尊重。
“农民工”当上省人大代表
一个称谓是不能改变社会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程度的，一个称谓也是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融入社会的，真正的改变应该是在抛开称谓后人们所表现的感情和态度。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番禺对于来穗人员，改变的不仅仅是称呼，还不断提升他们的融入感和获得感。对于这一点，番禺电缆集团的工会主席陶立群深有感触。
1997年，高中毕业的陶立群离开家乡湖南，加入南下打工大军的行列。“十年磨一剑”，经过自己的努力，从2008年至今，陶立群先后被聘为广州市总工会多届女职工委员，省第十一届妇代会代表；2011年获评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2012年被推选为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2013年获评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2018年被推选为市总工会第十八大常委会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十七大代表候选人等。
陶立群说，最初来番禺只是想找一份好工作，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但是她运气不错，在这碰上了好企业、好老板、好领导，也赶上了好机遇。番禺，给她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平台。
从陶立群的身上，可以看出番禺对来穗人员的开放和包容。可以说，陶立群的经历也是改革开放浪潮下，新一代一线职工经历的缩影。
番禺对来穗人员越来越包容
2018年11月15日，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借助支付宝大数据资源，在番禺区上线运行“支付宝城市服务办理居住登记项目”。通过推出“支付宝刷脸登记”方式，来穗人员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随地随手操作，就完成居住登记的申报。
当天，前来办证的来穗人员阿倩（化名）表示，以往居住登记需要携带相关材料到来穗服务中心或社区（村）来穗工作站办理，有时由于资料不齐全，可能还要跑几次才能完成居住登记，对于在职的来穗人员来说，甚是不便。现在“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只要填写几个项目并确认就行了，大大减少了填报量，方便了很多。
阿倩所言代表了番禺区广大来穗人员的心声。以市桥街为例，现在的市桥街不仅组建了来穗人员服务中心和谐共融家园，还经常举办各类和谐共融活动，让广大来穗人员及其子女能够感受到番禺的开放和包容。
窥一斑见全豹。改革开放40年来，番禺的开放和包容，使越来越多来穗人员融入了番禺，提高了生活品质，改善了生产工作环境，特别是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上学和保障性住房、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享受和番禺人同等的待遇，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了安全感、稳定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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