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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珐琅引领全球时尚 广东工匠为康熙圆梦

新快报 2021-05-23 01:00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花卉纹洗盘及水浇。潘玮倩摄于粤博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彩碟。粤博供图

■清乾隆铜胎画珐琅花卉福寿八宝双层盒。 粤博供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 杂项卷(一)铜胎珐琅器与外销银器》

■收藏周刊记者潘玮倩

“广珐琅”,特指广东制造的珐琅器。它因应着康熙皇帝的一个“梦想”而诞生,也因应着时代和地域给予它的重要地位而繁荣。广珐琅走在当时世界潮流的前端,也走在当时中国制造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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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的“中国制造”

突破传统、融贯中西

铜胎珐琅器采用金属工艺,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物。广东省博物馆《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策展人、副研究馆员丁蕾介绍,由于地缘关系,该馆近二十年来有意识地开展相关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使铜胎珐琅器和外销银器的收藏,渐成规模并自成体系。

她在新面世的《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杂项卷(一)铜胎珐琅器与外销银器》(以下简称《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一书中如是说:“(我们)期望借此书出版之机会,展示岭南特色工艺技术的风貌,努力呈现17世纪以来全球视野下的海洋贸易发展、文化技术交流和社会经济变迁。这些与世界潮流同步、外表亮丽的"中国制造",承载着中国工匠勇于突破传统、融贯中西的创新精神,奠定了清代广州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重要地位。”

文中写道,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冶炼和使用金属。广东汉代就有铜矿的相关记录。金属工艺亦有悠久历史,曾出土不少青铜器、铁器等,例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过上百件技艺纯熟的金银器,采用铸、压、锤打、镶嵌等多种工艺。

广东出土的金属工艺制品不少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银盒,南朝时期遗址中出土的波斯银币及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中发现的金项饰、嵌宝石耳环、金耳环等,皆是中外贸易中金属工艺交流的见证物。可惜囿于文献的匮乏,研究者尚未能发掘出更多金属工艺制作及其技术发展的资料,亦缺乏相关科学技术交流的信息。“铜胎珐琅器属于中外工艺技术融合的一体两面,恰能弥补过往学术研究的空白,解锁海洋贸易时代科技传播的奥秘,揭开一部亮丽璀璨、波澜壮阔的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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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的三个引申概念

珐琅是什么呢?

当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物质,它是一种施加在物体表面的装饰物,“指玻璃质的彩料与金属等材质加热后融合而成的一种亮丽装饰,此种装饰起初用于替代饰品中名贵的宝石”。

当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件器物,所谓“珐琅器”,就是把这些“珐琅”,分别涂在金属、陶瓷、玻璃、紫砂等不同质地的“胎体”上,经过干燥、烧制得到的复合性工艺品。于是这里可以分为好几类:包括金属胎珐琅器、瓷胎珐琅器、玻璃胎珐琅器和紫砂胎珐琅器等。瓷胎珐琅器又叫“珐琅彩”或“珐琅彩瓷”,是如今拍场上卖得最贵的一类瓷器。2018年4月3日上午,在香港苏富比2018春拍“嫣绯金炼-奈特典藏珐琅彩碗”单品专场中,一件“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纹碗”,就以2.39亿港元的创纪录成交。

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则是金属胎珐琅器。最贵重的莫过于金胎,而常见的是铜胎。就金属胎珐琅器而言,当我们继续把“珐琅”理解为一种工艺手段,那么根据金属胎体加工工艺和珐琅釉料具体处理方法的不同,就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这四种工艺的传入时间和手法可见本文配图(图一)。

我国现存最早的珐琅实物要数元代掐丝珐琅,掐丝珐琅工艺自陆路来到中国,其后画珐琅、透明珐琅等珐琅工艺则通过海上贸易路线,经广州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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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匠技术成熟领先

那么“广珐琅”是什么呢?在世界工艺文化史上,它是我们广东匠人最了不起的智慧创造之一。

如上所述,珐琅在12世纪左右自国外从“陆路”传入中国,明代宣德年间,铜胎掐丝珐琅工艺臻于完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景泰蓝”。“陆路”传入的三四百年后,一大波珐琅“新品种”从“海路”传来了,在广东登陆。

1687年,法国路易十四给康熙“种了棵草”,那年,他送了件礼物给后者,把后者高兴坏了。这件礼物是“画珐琅”制品。三年前,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位传教士也送过康熙一件画珐琅的盒子,里面装的是鼻烟壶。

康熙太喜欢这种“引领全球时尚”的东西了——掐丝珐琅(景泰蓝)和錾胎珐琅的工艺他已经看了很多年了,这技法中,珐琅料需要用铜丝等隔开,否则就会混杂掺色——西方这种最新的“画珐琅”多好啊,各种彩料天然晕染、和谐融合,如作画一般。

他决心把这种最新工艺“自主研发”出来。为了便于研制珐琅彩,他下令更改了几百年来烧制官窑御用瓷一律由景德镇制作的惯例,将“珐琅作”划归宫中造办处辖理,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以后开始了不断试验、不断试烧的艰苦历程。

在不断从民间招收能人的时候,人们想到了广东工匠。毕竟,这一大波珐琅“新品种”当年在广东登陆,这里的工匠,难道不是中国最先接触和懂得西方画珐琅工艺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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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珐琅”一词

出现于18世纪

广东烧造珐琅的最早记录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是年,广东巡抚杨琳先后推荐七位珐琅工匠入宫试烧西洋画珐琅。借助中国原有掐丝珐琅和彩瓷的基础,到1719年经法国传教士陈忠信指点后,中国宫廷内制作的画珐琅日趋成熟。除向宫廷输送珐琅相关的人才、技术和釉料之外,广东还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大量进贡由地方制造的珐琅器物。”丁蕾在《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中介绍。

“广珐琅”一词正式出现于约18世纪的清宫文献档案以及藏品标签中,特指广东制造的珐琅器。它以铜胎为主,种类涵盖画珐琅、透明珐琅、錾胎珐琅等,是清代珐琅器工艺的重要代表。

丁蕾表示,乾隆十三年(1748年),粤海关开始有制度地承办“广珐琅”,主要是画珐琅器,其中不乏体型庞大、构造复杂的器物。乾隆晚期,清宫造办处珐琅作一度遭裁撤,宫内停止珐琅生产。粤海关承办的珐琅器,或来样定做,或挑选精品,然后送进宫中。清宫来样机制严格,先于清宫造办处画样呈御览,皇帝审阅批准后才送至粤海关。整个流程从画样呈览,到造好送至北京,耗时约一年。粤海关承造的广珐琅器基本上承继清宫画珐琅的格调,同时加以延续发挥,面貌呈现多样化。另一部分广东进贡的珐琅器,乃地方官员应节日庆寿等原因进奉的礼品,极具地方特色,奢华瑰丽。

“广珐琅特色鲜明,器形上经常具有浓厚的西洋风格,亦有一些像生类的作品;纹饰上繁复多彩,甚至装饰有模仿古铜器或其他材质的色调;品类上尤其擅长驾驭难度高超的透明珐琅,以及多种工艺组合的嵌珐琅、复合珐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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