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人文教育从“作文”迈向“写作” 从“高考满分作文”引发热议谈起
编者按
日前,一篇名为《生活在树上》的2020年高考语文满分作文,因其旁征博引和晦涩深奥的文风,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和各方热议,不少人认为其盲目堆砌、华而不实,也有人对作者在文中流露出超出同龄人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储备表示欣赏。
事实上,近年来,高考高分作文屡屡成为社会聚焦热点,“文言文作文”“诗歌作文”等“不走寻常路”的文章层出不穷。如何以一种更具有开阔视野和人文情怀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与众不同的高考作文?如何认知和把握作为基础教育重要一环的“作文”,与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广东著名青年作家王威廉对此撰文分享了其精彩独到的观点。
此外,本期文艺评论还包括剧评人曼卿关于热播剧《三十而已》的点评文章,对于剧中背景音乐的妙用进行了生动分析。“大美岭南·艺海观潮”美术评论专栏推出刘思东篇,敬请垂注。
●王威廉
2020年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用广博征引却不乏晦涩的风格,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争议。高考作文的确是个独特的社会热点,每年高考结束后,语文试卷中的作文屡屡成为热议话题,到处都能看到对当年高考作文题的各种分析,这种受关注的程度是其他学科试题无法相媲美的。坦白说,虽然我个人的职业就是写作,我倒更期待什么时候历史、生物乃至物理、化学的某道大题也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见证社会多元化发展和知识进步水平。这样说,倒不是有意贬低与作文关系最近的文学,恰恰是想特别指出,“作文”与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只是表面上很接近,但在精神实质上相差甚远。作文属于竞技考试的范畴,其评价标准绝非仅仅是文学的,而是涉及各种各样的考量。
以《生活在树上》为例,从某个角度来说,它确实给自负的成人世界带来了一次不小的冲击,在那么短的篇幅里边,出现了海德格尔、卡尔维诺、马克斯·韦伯、尼采,米沃什、麦金太尔、维特根斯坦等许多名人名言,外加诸多生僻的词汇,引来众说纷纭自然在情理之中。该篇行文中,长句和叠句层峦叠嶂,初看之下,给人一种排山倒海、云遮雾绕的感觉,以文学的标准来看,这篇文章肯定是不及格的。我个人一开始也很反感,不过,想起自己在二十年前的中学时代属于极爱读书之人,当时也就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一无所知。进入大学之后,方才发现文学的世界如此辽阔,赶紧奋起补课。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视野”的重要性。一个人越早获得宽阔的视野,一般来说,他的道路也会更加宽阔一些。因此,这篇作文的“视野”是可以加分的。而“视野”是相对而言的,高考作文比较的是不同考生之间的“视野”,我们不能用成年人的视野去苛求中学生。
作文,对于信奉文以载道的中国人来说,还意味着文章与时代的紧密联系。这意味着作文并不仅仅是对学生写作表达能力的考察,它所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我很佩服不少作家和媒体人敢于试水,时隔经年,再次“参加”一次虚拟的高考,不知有无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高考作文。当然,这些“试水之文”比当年考试时写得好,是毫无疑问的。经过社会的历练,人生经历变得丰厚了,思想也深邃了,写出的文章是不会再有那种稚嫩的“学生腔”的。不过,我对每年都会收到的此类邀约都感到发怵,一次也没有答应过,因为我毫无写好高考作文的信心。我写作的年头越久,对高考作文的那种抵触就越来越大。现在的出题还是比较灵活的,从给定材料去写出自己的想法,但因为是一场关键性的考试,考生不免去猜测出题者的意图和期待,假如不朝着那个期待去写,肆意发挥,无异于赤膊上阵,难免有阵亡的危险。而这篇作文就属于一次豪赌,为了脱颖而出,使出浑身解数,对于作者临场的“勇气”,我认为不应过分苛责。
近年来,不少引起热议的高考作文都曾被认为有装腔作势、刻意“炫技”之嫌,远离了文章的质朴之道。我觉得元好问说得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文章自然是以真淳为至美,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先有“豪华”,豪华落尽方能见真淳,没有经历豪华的真淳,只是没有才华的托词罢了。炫技行为是有些哗众取宠,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要有“技”可炫还是需要平常大量的积累,才能在封闭紧张的考场写出这样的作文。高考作文是竞技性的,与平时的文章写作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必须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尤其是平实质朴的文章当然好,但在高考作文里边,很容易就被忽略了。在竞技场上以“豪华”示人,这是无可厚非的。真正的公正性,就是既看重一板一眼的基本功,也看重突然闪现的亮光。
我想,人们对每篇“高考满分作文”的肯定,也并非是因为它们有多么完美,看重的是作文背后的象征意义。视野、勇气、技艺这三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对一篇作文尽力追捧、拔高,或者喊打喊杀,全盘否定,都没有必要,应当以一种更开阔、更包容、具有人文性的目光去看待。举个例子,这些年频频出现“文言文作文”,似乎越是佶屈聱牙,越是能得高分。这才是赤裸裸的炫“技”,而且还是被历史淘汰的“技”,若是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好不容易确立下来的标准去审视,让人情何以堪。我们知道,鲁迅等现代先贤所提倡的现代白话文,其目的是为了让现代价值在语言中获得确立。而“文言文作文”的出现,本质上并非考生有意要开历史的倒车,除了彰显个性,其中也受到了这些年来传统文化热潮回归的影响。
更别提某些“诗歌作文”,那些空洞的抒情,华丽辞藻的拼接,全都是现代诗歌摈弃反对的东西。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只要题目允许,用诗歌体裁来写作文,不能不说也包含着考生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对诗歌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假如作文基础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对当代文学的优秀实践成果视而不见,那同样令人遗憾。
我想重申的是“作文”与“写作”,是不同的。作文基础教育和文学专业发展这两者之间,本应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我看过我祖父上世纪30年代的语文课本,鲁迅、胡适等很多当时还活跃的作家学者的文章,是收录最多的。作文与写作,一字之差,但可以说,是距离遥远的两码事。之所以将学生时代的文章叫作“作文”,就是因为有“习作”之意。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未必将来就能写作,反之亦然。古代的科举考试,大致便可理解成某种“作文”的形式,有不少诗人文豪是状元及第,如王维、文天祥、杨慎等,但过不了科举作文关的,同样多到数不清。诗仙李白压根就没想过去考那玩意,诗圣杜甫考过一次,失败了,赶紧转为干谒求仕。“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个考了多次的复读生。更别说蒲松龄这样的人了,门都没摸到。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高考作文。在应试模式下,作文已经算是具有个性、温度和相对自由度的部分了。按照规定动作跳舞虽则不可避免,但总归还是在跳舞,而不是龟缩不动。我希望未来的高考作文,能够降低“作文”的模式化维度,而加大“写作”的创造性维度。写作对于年轻人来说,首先是一种修辞上的训练、练习,但同时也要有对于生命的一种理解、记录和反思。好的写作能够更好地将人们心中所困惑的东西,灌注到笔下的书写之中,不止是文章可以写得更好,也可以对自己的生命形成一种特别意义的滋补。
那些名垂青史的人文著作,对人的精神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意义的发现是一切人类实践的核心。而写作实际上也是在文本中创造意义,写作便是要培养一种创造意义的自觉性,要在写作跟自己的生命成长之间挖掘深刻的联系,完成一种意义的生成。有了这种自觉性,“作文”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写作”,这会让学生的收获更大,走得更远。我们得让学生意识到,文学是生命的容器,尽管这个容器很有限,但是,经由作品储存下来的那部分生命是最生动、最细腻的,是任何DNA技术也无法复制的,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所以,写作之道便是对生命的转移,是对光源的擦亮,是对不可知的探究,是对信仰的确认。假如我们的人文教育和作文考试能够早早地就让学生领略到这样的情怀,那么,我们才能确信我们重新确立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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