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我的精神原乡

新春佳节越发临近，疫情之下，回四川老家的计划暂且搁置。突然很想去东莞市黄江镇，那里还有几名亲戚，都是弟、妹、侄辈，老一代的叔辈已经返乡几年了。黄江，是我的精神原乡之一，总有一股“魔幻”色彩萦绕。

“黄江”何时成为热词已不可考，至少也是我的初中时代，即上世纪80年代末左右。我的老家，在川东大竹县石子镇，纯农业区，人多地少。表叔是农民中的先知先觉者，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落脚黄江。由他带出的人不计其数，一传十，十传百，以致本镇外出务工者，十有七八都在黄江。

那时我所见的外出者或回乡者，言必称黄江，似乎钱任捡。而打工回来盖了新房的、买了摩托的、大摆宴席请客的，也的确不乏其人。父亲任镇中学教导主任，不少人书没读完就来找他办毕业证，因为有了这个更容易找工作。乡民心中，俨然树起了对于“黄江”的无限憧憬。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要一睹黄江真容。1993年7月，大二暑假社会实践，我从北京来到广州，在广州东站坐火车到樟木头，再坐公交车到了黄江。我要找的三叔四叔等亲戚，只有书信上的一个地址。在镇中心十字路口下车，顶着烈日暴晒步行许久，依然清晰记得街道上挂着的“庆祝东莞市区号升位为0769”横幅，沿路工厂林立，可见大片农田。

过社贝村，终于找到叔叔的住处：刁朗村的一间平房，土坯制作，昏暗，简陋。木板搭起来当床，石头搭起来当桌。他们在藤厂打工，早出晚归。刁朗村距镇中心较远，与常平镇交界。村委会是全村社交区域，整天都有人聚集聊天。我听不懂本地方言，讲普通话也不会被排斥。商店店主见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特意把小孩叫来让我“教育”。

这个住处距广深铁路不远，我和堂哥、表姐、姐夫一起到铁路边去玩，那里有个池塘，也会下去游泳。后来每当坐火车往返于广深之间看到这个池塘，就会想起第一次黄江之行。

转悠几日，发现“黄江”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这里工厂多，特别是港资企业多，需要大量普工，即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工资相比香港低廉，但较之内地农民的务农收入，却是难以抗拒的高薪。工业化的工作方式、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身处沉寂、单调、空虚的内地农村的他们，无疑是莫大的诱惑。1993年的黄江还只是一个集镇，城市化刚刚起步，在东莞也不属经济强镇，照样能引来无数打工者，可见沿海地区与内地差距有多大。

黄江转得差不多了，我想到东莞市区去看看。骑自行车，沿着莞樟公路到莞城，再原路返回，一天骑了差不多100公里。东莞汽车站还在八达路，驻足目睹良久，直感打工不易。

本以为再也不会到黄江，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1995年7月，我大学毕业到广州，在报社工作，预感到会和黄江再发生密切关系，因为那里有太多乡党。之后再去，往往是参加婚宴寿宴，老家来人作陪。诸如此类，乐意前去。

而乡党们的聚集地，也渐渐转移到鸡啼岗、袁屋围一带，几乎成了老家的“飞地”“石子一条街”。有的乡党成了新莞人，有的开着靓车，摆酒在大酒楼，生活光鲜。

几十年来，我走过的集镇难以计数，石子和黄江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它们串起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阅历，也是时间空间的穿梭史，以及时代巨变中的众生沉浮和新陈代谢。每次去黄江，都仿佛能听到魔方转动的声音，在农田里“长”出来的小城，如今又面临打工潮退却的考验。

偶尔同时闪过这两个镇的容貌，就像看一出魔幻现实剧，演员就是在两地流动的打工者。他们的表情，曾经反差巨大：谦卑和炫耀。如今趋于一致：自尊和淡定。因为黄江这个支点，我感受到几十年来粤打工史的心跳，也让本“新客家”沾了元气，受了洗礼。于是我再去黄江，置身乡党部落，有了回到家的自在。

（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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