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族谱引发东莞文史专家关注严谨考证锁定“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 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老师上世纪70年代披荆斩棘，考证中国引种番薯与东莞渊源

东莞时报 2019-05-23 14:49

虎门画家刘岩石根据历史资料绘出当年陈益引进番薯并试种成功的过程虎门文史供图位于虎门的陈益家族墓在东莞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寻找下得以发现东莞时报记者雷元全摄上世纪70年代，东莞农民大量种植番薯东莞档案馆供图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老师东莞时报资料图记者陈帆摄李炳球东莞时报记者沈勇青摄詹谷丰东莞时报资料图记者陈帆摄虎门公园里的陈益雕塑东莞时报资料图记者陈帆摄

追踪报道

虎门陈益家族墓成省文保单位

他是“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

昨日，东莞时报以《虎门陈益家族墓成省文保单位他是“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详见本报2019年5月22日A13版）为题，报道明代虎门人陈益从越南将番薯引进中国的经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再次感叹东莞丰厚的人文积淀。

那么，又是谁考证出陈益是中国引种番薯的第一人，又是谁让学术界都采信这一论断的呢？

昨日，记者走访本地专家学者，揭开“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这一论断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东莞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炳球以及虎门人文丛书执行编辑陈梓英等人均多次提到，如果没有东莞文史学家杨宝霖老师的艰辛努力，通过一段荆棘之旅找到陈益祖父陈志敬的墓，最终多方求证写成论文《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发表在《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估计很难有人会知道陈益，更没有今天东莞新添广东省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给东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再添光彩这样的事。

李炳球（东莞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杨宝霖的考证为东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留下宝贵财富

精心考证，“第一人”之说获认可

李炳球因工作之故，对陈益这一重大文史价值被发现的过程比较熟悉。他翻出《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说，文中翔实的论据，对“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论断有着深远影响。

事实是在本文发表之前，文史学界采用的引进番薯第一人论断有多个版本，有福建长乐人陈振龙版、云南引进红薯版等。

根据杨宝霖老师的著述，民国时期的《东莞县志》认为：“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就已传入中国广东的东莞、电白和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原文，虎门北栅人陈益于万历八年乘船往安南。万历十年归来，从当时安南引进番薯，并在其祖父陈志敬墓前置地35亩大面积种植。

陈益是今天的虎门北栅人。5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虎门报社采访了虎门人文丛书执行编辑陈梓英。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虎门镇人民政府编辑出版的《虎门文史》给记者看。他说，“这本书就收编了《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发表的杨宝霖老师那篇论文。文章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论证陈益引进番薯是明万历十年（1582年），比此前有关文献记载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还早了10多年。”

可以肯定的是，文章发表之后，“虎门是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地，陈益是我国引进番薯第一人”的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记者了解到，1973年，杨宝霖老师还在东莞中学当语文老师，教学之余，他喜欢研究地方文献。当时他在民国时期出版的《东莞县志》里发现，有一段文字引用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这段刻本文字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虎门人陈益从安南（今越南）引进番薯”。

当时，杨宝霖老师曾提及，他看到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番薯，而根据《凤冈陈氏族谱》的记载，虎门人陈益引进番薯比福建人陈振龙早了11年。

荆棘之旅，实地考察找到陈益家族墓

我国引进番薯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这是学界认可的一致观点。那么，到底谁是引进番薯第一人？这引起了热爱文史研究工作的杨宝霖老师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杨宝霖老师作风非常严谨。当时，他找到了完整的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经过进一步查阅，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记录陈益从安南历险带回番薯试种的经过。这一段文字还记载陈益死后，和他祖父陈志敬一起葬在小捷山。当时杨宝霖老师知道虎门有一个小捷滘村，认为小捷山就在虎门小捷滘，就到了虎门寻找。

记者了解到，当时杨宝霖老师在虎门有个朋友，在当时的虎门公社文化站工作，叫陈庆祥（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两人一起到虎门小捷滘村寻找陈志敬墓，因为陈志敬当时为官，其墓有墓碑（按当时惯例，凡官员死后埋葬必有墓碑，普通人死后则不立碑），但两人在小捷滘村到处打听，却无人知道小捷山在哪里。

那么，小捷山到底在哪里？陈庆祥想起他在小捷滘村有个熟人，叫钟淦泉（东莞市前政协副主席），当时钟淦泉刚刚高中毕业，是虎门公社报道组成员。陈庆祥找到钟淦泉，那时的钟淦泉也不知道小捷山在哪里，因为小捷滘在古代叫潜龙滘。钟淦泉只知道村附近的金洲梁屋有两座小山。

钟淦泉说，他们到梁屋村打听时获悉，村后的一座小山叫小捷山。山上荆棘遍地，根本看不到哪里有坟墓。“当时天气特别炎热，我们找了一把柴刀，满山砍开荆棘寻找。当时山上的坟墓有很多，但杨老师说要找有墓碑的，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有墓碑的坟墓。杨老师一看到墓碑很高兴，说这就是他要找的陈志敬坟墓。我看到杨老师当时就拓了碑文。他是有备而来的。”

多方求证，确定第一块番薯地在虎门

陈志敬墓找到了，在陈志敬墓旁边，还有多个坟墓，这和《凤冈陈氏族谱》记载陈益埋身于祖父墓旁的记载吻合。《凤冈陈氏族谱》还记载，当时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回来，在家中花坞无意中种植成功，并在祖父墓前买了35亩地种植番薯。

从《东莞县志》到《凤冈陈氏族谱》，再查阅全国多个文献和1979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的《从番薯引进中国得到的启示》文章，再到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一文，杨宝霖老师通过大量的论证资料，详实论证了虎门陈益就是中国引进番薯的第一人，虎门就是中国种植番薯的最早之地，并写出论文在《农业考古》上发表。

杨宝霖老师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杨宝霖老师也正因为这事，加上渊博的地方文史知识，后来被当时的华南农学院农史系聘为讲师，后又被评为副教授。

“可惜，陈益不仅无祠、庙可资纪念，就连引种番薯的事迹也湮没无闻，特撰其小传，以为纪念。”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杨宝霖老师如此写道。

李炳球感慨说，杨宝霖老师的著述弥补了当时陈益无祠、庙可资纪念的遗憾，更为东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笔文史财富。

詹谷丰（东莞作协原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用“新散文”为东莞先贤立传

近日，东莞作家詹谷丰近20000字的新散文《安南的禁果》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作品》杂志上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布衣陈益将番薯引进中国的惊险经历和巨大影响。

1996年，杨宝霖老师先生曾赠送詹谷丰一本自己的学术著作——《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集》。该书也成为《安南的禁果》一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詹谷丰表示，如果没有杨宝霖老师的成果，（这篇文章）不会这么顺利。

受杨宝霖影响专注书写东莞先贤

詹谷丰1994年来莞，后结缘杨宝霖，并成为莫逆之交。2005年，詹谷丰偶然看到作家祝勇的新散文，惊叹“散文还可以这么写”，决定转身于新散文创作领域。此时的詹谷丰已在东莞生活了12年，对东莞有了较深入了解，尤其在杨宝霖、李炳球、陈梓英等东莞文史学者的影响下，对东莞先贤和历史文化更加喜欢。

这一时期，他阅读了杨宝霖搜集的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有了这些积淀，他开始了“东莞先贤和历史文化”系列的新散文创作，为东莞先贤立传，并在国内许多重要刊物发表，他的“东莞先贤和历史文化”系列新散文也因此在国内散文中占据重要一席。

随后，“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益”这个题材自然也进入他的视野。詹谷丰说，正是杨宝霖的那篇论文，让布衣陈益从历史的烟雾中走出，同时让《安南的禁果》一文得以顺利完成。“人生有时真的很神奇，这种戏剧化的过程谁都没想到。”

“新散文”创作得到杨老师鼎力帮助

杨宝霖老师数十年来致力于东莞的文史和民族民间文化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绩卓越，著述等身，在莞邑及粤地久负盛名，在史学界也威望素著。《安南的禁果》只是詹谷丰书写陈益作品中的一篇，也是目前关于陈益的作品中最厚重的一篇，同时也是他在《作品》杂志“东莞先贤”的第二篇。他计划在作品杂志发表六篇东莞先贤的人物传记，除陈益外，还有伦明、邓尔雅、张家玉、何真、容庚。

“其实，在我写东莞先贤和历史文化散文的过程中，杨宝霖老师在史料提供、文稿意见等上面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而且是主动提供的。”詹谷丰说，因为得知自己要写“东莞伯”何真，杨宝霖老师不仅提供给他何真后人撰写的《庐江郡何氏家记》这份外面无法找到的资料，甚至还复印了厚厚一大本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