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楼记（2）
说一句“对不起”。就是这次过后了，慢慢地也会跟着孩子买些路边摊上的食品吃。多数是咽不下去的，浪费了，奇怪的是我的孩子吃得津津有味，我看着也就很高兴。
前两天，从医院出来，一眼就看到推着铁皮大桶卖豆腐花的女人在吆喝。我觉得有些饿了，凑上前去，随口说：“给我来一碗吧。”女人轻快地答应了一声，立即拿出一次性的塑料碗。我站在旁边，听见她用铁勺刮豆花桶的声音，又随口说：“是不是没有了啊？”对方眼睛只管盯着豆花桶和手里的碗，承诺什么似的回答我：“够的，够的。你看底上还有这么多，刮不着，可惜了。”怕我反驳似的，又强调说：“我的豆花好咧，你等会吃了就晓得了。”我解释：“没事，没事，我不要那么多，半碗，只要半碗就成了。”怕她误会，又补充说：“钱按一碗的算。”女人像是没听到，继续刮，刮了整整一碗，差点要溢出来了，嘴里说：“你不用算一整碗的钱给我，你给我，我也不会要的。你给我两块就成了，就两块。”我看豆花桶边上写着：“豆花，三块。”正准备微信支付给她，她着急起来，一把扯过我的手，表情很严肃：“不行！你多给我一块，我要还给你的。”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块钱，僵直着手，往我面前塞过来。我一手端着豆花，一手握着手机，有些手忙脚乱，嘴里说：“好的，好的，我尊重你的意思。”女人睁着一双布满细纹的大眼睛盯着我按她的意思只付了两块钱才肯罢休。我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声：“谢谢”，她没吭声，低下头去匆忙收拾她的豆花桶。我将这事讲给我女儿听，想让她知道哪怕再卑微的行业，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恪守都是一件高尚的事。
2
文学楼上上下下装了16个摄像头，我喜欢将一楼大门的监控画面放大到整个屏幕，画面显示出一小排翠竹，白色的小矮墙，长条的小院，院门前行人偶尔穿行。有一天，我无意间抬起头，在视频里看到一对母女牵着手在院门口探头探脑，那孩子突然挣开妈妈的手跑进院子里了，妈妈小声地喊了一句什么。通过另外一个监控屏幕，我找到了孩子的位置， 她停留在书架前，拿起这本看一看，放下，又拿起那本看一看，放下，满心的好奇。我不想打扰孩子翻书，那妈妈却着急地跑过来，捉住她的手，迅速将她手里的杂志抢在手里，重新放下，便抬起头朝房子四周警觉地看了看，像是知道我正在观察她们。一瞬间的事，她们手拉着手走到院门口了，我忍不住，起身，冲到二楼的露天长廊，对着她们的背影轻声喊：“那本《福海文学》可以拿走，拿去看看吧，孩子也可以看看的。”做妈妈的显得有些惊讶，疑惑地问：“真的可以拿走吗？不用还吗？”我肯定地回答了她：“可以拿走。不用还。”听了我的回答，小女孩和她的妈妈转过身、快步走过来，取走了杂志。
也是那一天下午，那位妈妈又跑回来了，只为问一个她上午没想到要问的问题：“你们这个杂志是政府办的吗？”我明白她是还没有翻阅杂志的。拿起办公桌旁的《福海文学》，我指给她看：“你看这，这里有写，是福海街道办主办的。”她笑着，有点不好意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哦，真是政府办的呀。”
我来文学楼上班的头一个月，文学楼还没有盆栽，也没有装防盗窗和监控。文学会的郭会长告诉我，就在前一个月，一楼还进了贼，所幸除了书籍，屋里再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了。我来了后，新买了电脑、打印机等几个大件，没装防盗窗的房间让我特别担心，怕又遭了贼，办公室的百叶窗便整天拉紧，每晚下班前还将办公的电脑主机拆下来放到车子后尾箱，带回家去。这样过了大半个月，一个下午，郭会长过来说街道书记要来文学楼开评刊会，我们几个编辑等着，围在茶桌旁聊天。下班的时间过去有一会了，谢书记来了，还有宣传科和后勤中心的人。书记和男人们握手，笑着，一脸温和。和大家简单聊了几句，书记开始围绕文学楼四周看，观察得很仔细。绿化、防盗、投影仪、文学会的LOGO设计，书记都提了相关建议。我远远地跟在人群的后面，文学楼的莫总小声对我说：“书记亲自来文学楼考察两次了，有一天晚上，很晚了，他一个人从街道走过来，我正和几个朋友在文学楼聊天呢。”我下意识地点点头，远远地听着书记的声音，我听他提到路灯。啊！路灯。我跟着书记的脚步，沿着二楼的“L”型露天长廊往文学楼旁边的巷口看：那些灰暗的巷子往远处无声地延伸，倘若在二楼的外墙上装一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文学楼，还有旁边的巷子。多好啊。
离开文学楼时，书记又和男人们握手，微笑着。我缩着小身体藏在人群里。我知道，不久后，文学楼会装上摄像头、防盗窗，室内和室外会摆放绿色的盆栽，二楼的外墙上会有一盏明亮的路灯。真好，我想了一遍，又想，真好啊。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有点不能相信今后是真的能在文学楼上下班了。
十九大过后，我从天天加班的工作中渐渐缓过神来，接到分管文学会的易书记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可以去文学楼上班了，让我找宣传工作部的同事拿文学楼的钥匙。同事带着我找到宣传科的负责人李科报到，李科客气地笑着，第一句话就是：“好啊，好啊，给她安排个座位吧。”同事对她说：“书记让她到文学楼上班呢。”李科“哦”了一声，听得出，她和我一样有点小意外。文学会的会长听到这消息也曾电话我问出这样的话：“听说书记把你安排在文学楼做《福海文学》的专职编辑？不会吧？”我不明白他说“不会吧”的疑惑是出自什么，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没有公布的事情我不能给任何人明确的答案，便回答他说：“这个要看街道领导最终安排的。”
来文学会上班了，之前的同事热情地送我，站在文学楼的露天长廊上，一脸的羡慕：“诗姐，太好了，你能在这里上班，简直世外桃源啊！”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自然是分外感恩的，自然是高兴的，却有所选择地保持了谨慎，并不笑。我总感觉自己一笑就显得谄媚。世外桃源啊，这人间有世外桃源吗？我想了想，没有答案。倒是想到东莞长安的一个女作家，我时不时去她博客里看她的文字。她有一份可以在家里写纯文学的工作，偶尔参加单位组织的活动到某个团体去体验生活，没有人会硬性要求她必须交一篇东西上去给谁。这让我很惊奇：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工作吗？她做的是什么工作啊？能拿工资还能这么自由？能只写自己想写的文字吗？后来，她告诉我说是在长安图书馆上班，至此，我一直怀有天真的想法，想调到街道图书馆上班。期间也找了很多领导，递交了很多材料。为这事没少被同事笑话，全是这种声音：“别想了，不会让你去图书馆的，你调去也只会把你留在文体中心写材料！”“你以为去了图书馆你就能写你的纯文学？”“你以为去图书馆你就能获得一份和长安那个作家一样的工作，过上她那样的生活？”
我在信访维稳部门工作了近9年。啊，近9年，不只是一个数字，不只是一种时间的跨度。现在，我来文学楼上班了，这个消息长了脚，认识我的人似乎全知道了。
“你们街道的书记都有大情怀啊！这么重视文学，这在街道这个层面来说还是头一例！”
“你们街道的书记这么信任你，你可要好好写，出大作品才行啊！”
“街道这么重视文学，你的前景一片光明啊！可要好好工作，千万不要辜负了领导们的信任！”
……
拿到文学楼的钥匙后，我去找了易书记，告诉他：“钥匙拿到了，我明天开始去文学楼上班了。”他感冒了，说话有鼻音，叮嘱我几件工作上的事情。后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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