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达：秉公为民风范存
选自《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
广州市纪委监委、广州大学历史系编
简介
李章达（1890-1953年），字南溟，广东东莞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大元帅府参军，先后参加“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1933年，与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沦陷，他策划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广东第四区游击司令”。
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前身)和创办《光明日报》，发动和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李章达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生平
临危受命秉公为民
李章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于广东东莞莞城镇县后坊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年幼丧父，后随叔父一起生活。自幼习四书五经，入东莞县城的“子曰馆”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6岁的李章达进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开始军旅生涯，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就读.武昌起义时，李章达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同学立即行动起来，赶赴武昌，参加起义。随后又先后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及北伐战争等。
1926年4月，李章达奉国民政府之令，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此时的广州，势力庞杂、社会动荡。作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及国民政府机关所在地，备受瞩目，治安非常重要。李章达上任伊始，首先对公安局内的各个部门进行整顿，采取“分课办公”的做法，在职责分明、各尽其职的基础上建立严厉的奖惩制度。此外，为将治安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李章达建立巡检制度，增派警力，加强戒备，严于防范。
防止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插手词讼、以权谋私，是李章达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重点注意的一大要务。任职的第二天，他便发出通令：“本局长职司公安，责任重要，所以用人行政，均属亲裁，唯恐有人冒认亲友，假托名义，在外招摇撞骗，应即严拿解决，勿稍宽纵。”规定凡公安局警察审判所办理之司法案件，局中职员“非因要公不得到所闲坐攀谈，或查询案件，或为说项情事”。一次，有一个同族的兄弟因儿子学成毕业，想请李章达帮忙找工作。李章达觉得这位族侄确实有一定才能，便答应了。不料几天后，族侄给李章达送来礼券，以示谢意。李章达见了非常生气，以这位族侄如此做法品性有问题为由，拒绝给他介绍工作。
民国初年，由于社会混乱，豪强林立，百姓把公安局视为不可得罪的“衙门”，十分敬畏。那时，广州各个戏院为笼络公安局人员，获得公安局保护，每天演出必定预先给公安局赠送一定数目的戏票。有一次，某戏院给市公安局送来戏票，局中职员抽几张票给李章达的妻子尹翠薇。她与家人看戏回来，对李章达说了戏院经常赠送戏票的事。李章达一听，满脸不悦，随即下令废止这一惯例。广州的戏院再也不敢给公安局送戏票了。
政治协商勤俭自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李章达受邀赴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在广州市担任副市长期间，李章达居住在光孝路祝寿巷四十四号。据当时在政协工作的罗培元回忆，1952年秋，他和时任广东分局第三书记的陶铸前往拜访。谈完公事后，陶铸环顾四周，觉得李章达的房子过于简陋，提出让他搬到一个条件更好、工作也更方便的房子去住，却遭到李章达的拒绝。他表示，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一切应该从简。李章达还解释他住的房子是祖屋，有纪念先人之意。同在政协工作的饶彰风也力劝他搬走，李章达却不为所动。最后，饶彰风派人把房子简单修理后，李章达在老屋住了很长时间。
儿子李诵仪回忆父亲在广州生活中的这样一些细节。那时，省政府办公厅经常会给他发一些中山纪念堂大型演出的招待票。由于工作忙碌，李章达经常没时间去看，孩子们便偶尔前往观看。李章达一再叮嘱：“这些票都是前排，应给首长看的，你们去后不要大模大样地去占这些好位置。”因此，孩子们进去后都是在隐蔽处找座位，不敢坐在前面。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后，省政府给李章达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李章达立马叮嘱家人，汽车是公家办事用的，汽油很贵，家人不许随便使用，还叮嘱司机不准擅自为他家开车。每当省政府行政处问李章达家里缺什么、要什么，李章达总是说不需要。
曾与李章达共事的廖钺回忆他工作中的细节道：“他的责任感很强，对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负责，非常慎重。”交代工作，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事情的原委和过程都说得清清楚楚。对于一些重大事件，李章达格外细致。有一次，处理一个干部问题，他逐字逐句仔细阅读处理报告，用红笔圈点，最后才慎重地签上他的处理意见。
晚年，李章达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尽可能出席每一次工作会议。1953年9月，廖钺同志陪同李章达往北京治病并疗养。住院期间，李章达仍心系政事，牵挂不已。一次，廖钺同志和他谈到省政协第五次扩大会议补充副主席名单时，他坚持要求廖钺代他向政协全委会反映他的意见。10月，李章达从北京回广州后，病情加重，体力日趋衰弱，以致行动不便。10月27日，省政协召开扩大会议，因不能出席，李章达给大会写信道：“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事前曾参与计议，中间因病赴京疗治，筹备事宜，实在惦念。在京一月，健康显有进步，前天才从北京回来，遵照医生嘱咐，仍须静养，因此不能亲身赴会，实感遗憾……”李章达后来还是参加了会议的总结会，并在会上讲话，传达中央关于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其意义。
1953年12月9日，李章达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去世，时年63岁。
名言
本局长职司公安，责任重要，所以用人行政，均属亲裁，唯恐有人冒认亲友，假托名义，在外招摇撞骗，应即严拿解决，勿稍宽纵。
——李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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