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式小说《打春》的开拓及不足
《打春》
张淳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20年10月
●董上德
说起粤式小说，我们自然会想到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多卷本），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等。它们尽管各有特色，互不相关，可是，也有若干共同特点，构成“粤式小说”的“符号元素”。比如，都是以广东人为主人公，都会在小说叙事中穿插描述岭南的风土人情，都格外重视作品中的“女一号”形象的塑造（胡杏之于《一代风流》，许凤英之于《香飘四季》，刘琴之于《山乡风云录》，等等，均为显例）。广东的小说创作，已然形成较为稳定的艺术传统。
新近出版的《打春》，又是一部粤式小说。其主人公沈阿契是一位平凡而奇异的女子，贯穿作品始终，其人生故事是全书的主体；书中穿插了很多南国风物元素，如潮州陶瓷、潮州歌谣、潮州婚俗、荔枝种植、南海神庙、祈风大会等等，充满着岭南风情；沈阿契以及她的家族成员，全是潮州籍的广东人。通常粤式小说的种种“符号”，均在书里呈现。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建构起“广州—延安”的时空张力，在此巨大的时空关系里展开小说叙事；《打春》在结构上有点类似，它也建构起“潮州—广州—开封—漳州”的时空张力，在如此复杂的时空关系里呈现奇女子沈阿契的人生轨迹。
沈阿契的故事框架如此奇特，与《打春》的题材选择密切相关。《打春》跟我们常见的粤式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作者选择的是历史题材，而不是现当代的社会题材。全书的叙事以北宋时代的潮州为起点，以潮州人的海外经商贸易为大背景，以经商的挫败与困顿为沈阿契家的“现实境遇”，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家族故事，描述了沈阿契身为一个弱质女子是如何在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惊涛骇浪之中由少女而成为少妇、由少妇而成为“活寡妇”的坎坷历程。换言之，《打春》的题材选择，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海外经商贸易”，沈阿契父辈的得失否泰，她的丈夫陈云卿的长年“不归”，都与此相关。他们出海，都是走“西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唐、宋以来，中国商品市场的开发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各地，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宋代海外通商贸易的路线，有诸多的海外商贸点，自南洋进入印度洋，可以说，从7世纪到14世纪初，中国的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余也非著《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24页）。《打春》作者选择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题材是有历史依据的。而对于粤式小说而言，这是小说题材的开拓，既具有艺术构思上的挑战性，也是对当下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种有着现实意义的回应。
写《打春》，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宋代的市舶史、海运史、货币史，以及广东、开封（即书中的“东京”，北宋京城）、福建等地的风俗史，等等，是必备的相关知识。《打春》作者看来是查阅过不少史料，积累了必要的历史知识，故而，书中的相关描述，大体与历史相符。
可是，严格说来，《打春》不算是“历史小说”，它没有依托历史名人，也不展示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虚构人物及其故事，这也给作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较大的想象空间。小说写得意态从容，挥洒自如，沈阿契的形象较为丰满，她的不幸与聪明，她的坚守与倔强，她的强烈的母爱与严重缺失的情爱形成“错位”，诸如此类，是小说着意描写的情节。作品文字洗练，叙事节奏明快，可谓波澜起伏，跌宕多姿。
然而，作者毕竟年轻，写作经验还不够丰富，《打春》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不足。具体而言，一是头绪过多，人物如走马灯似的出场，主观上想将北宋的市舶制度、币制改革、海运始末等都纳入书中来呈现，塞得很“满”，而又展示不够充分，给人留下“走过场”的感觉；二是小说结构过度“线性化”，即本来是一个多卷本的结构，却仅用18万字的篇幅完成，沈阿契的行踪显得有些飘忽，缺乏必要的叙事“耐性”，情节于是欠缺“深透”；三是语言的运用，较为“现代化”，最为明显的是沈阿契与其儿子陈崇贤的书信往来，全是“大白话”，而实际上，那时的人写信，是使用文言的；四是对于人物心理上的复杂性，还是欠缺考虑，如沈阿契怀孕生子而丈夫“缺席”，引起夫家的高度怀疑，还引出“滴血认亲”的难堪话题，作品本应有适当的心理描写，而作者没有细心顾及，留下了遗憾。不过，总而言之，《打春》是一部新问世的粤式小说，写作难度较高，作者的勇气与探索是值得鼓励的。希望日后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作者将它打磨得更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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