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绿竹村”
两个月前在网上购得久违了的《绿竹村风云》，在等待这本八成新的旧书送达时，有如在等待久别的友人。
这本书曾经是那样熟悉，它离开我的视线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认识这本书时，我才15岁，是在一个和书中的“绿竹村”十分相似的村庄里见到的。那年，我刚初中毕业，一夜之间成了“知青”，来到“广阔天地”里的饶平县丘陵地带的一个山村插队。我下乡后得到的第一本书便是《绿竹村风云》。到今天，书里的重要情节和人物，包括当年怎么挑灯夜读的情景依然印象清晰。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极为丰富的俗语方言，竟跟我的村庄一模一样，更有那自然环境，山坡山沟、圆寨石屋、竹丛果林等等，这些山村景致，就跟我每日所见一般，仿佛那些故事曾经发生在我们的村里。我下乡的村庄和作家的“绿竹村”同处于闽粤交界处，正是书中所说的“山高皇帝远”的国角省尾地带。那时读这本书是在晚上，劳动累了一天，草草吃过晚饭，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这本常常让我产生联想的书，感到亲切和慰藉。
当年在村里，夜晚看书是非常费眼睛的，乡里的小水电站发电不给力，悬在头上的灯泡如一团黄雾，看不清书本字迹，有时还需点上煤油灯，若是夏夜，为抵抗蚊子的袭扰，最好的方式是躲到蚊帐里，用手电筒看书。那时从城里带来的老式手电筒是装两节电池的，到了山村，发现还有可以装3节甚至5节电池的超长手电筒，样子简直像怪物，是村民夜晚到田间巡视放水所用，这样的电筒是我的小电筒无法比拟的，用它来看书，奢侈而且幸福。我搞到一把3节电池的，但不敢浪费，只能偶尔躲在蚊帐里看，《绿竹村风云》《香飘四季》《三家巷》等书就是在3种光源交叉运用下看完的。这几本都是广东作家的著作，前面两本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分别是粤东山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农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故事。
那时在乡间，在还没有知青里的能人借给我外国小说之前，这些书已让我看得入迷，特别是这本描写距离我的小村仅二十多公里处的“绿竹村”的书，我常常被书中那些趣味横生的乡村土话逗乐了，因为本村讲的也是这样的话，有大量土得掉渣的形容词，虽然同为潮汕方言，但和城里的日常语言还是不一样。书被翻得烂熟，那些正面或反面人物，像天来、天赐、木坤、石生、阿狮等形象都熟悉至极，尤其那位富裕中农阿狮，作者把他工于心计、见风使舵的个性，描写得惟妙惟肖。而书里会编山歌的小青年阿元的原型，据说就是作家本人。当年我没想到，几年后会在县里的文化馆认识这位农民作家。
那是很遥远的记忆了，距今已经四十六七年，但我仍记得从文化馆的旁门进入，左边有小楼梯可上到类似阁楼的二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这里是我们称为“许伯”的许梅村先生的宿舍兼办公的地方，也是个大家喝茶闲聊瞎扯的绝佳场地。我在被借到文化馆协助搞宣传展览的日子里，也常有机会爬上小楼，混入聊天的阵容里，当然那时数我最小，一个不谙世事的“妹仔”，主要当听众。那段时间是自下乡以来最惬意的时光。
想起当我收到这本1978年再版的《绿竹村风云》，在惊喜的翻阅中，文化馆的小阁楼那些往事，嗖地跃上脑海，在许伯的房间里，作家王杏元先生经常出现，这位大家眼里的大作家，衣着朴素，一口乡音，他有时坐在条凳上，有时盘腿坐在许伯的床沿，他常常充当主讲，潮汕话叫作“讲古”，他讲古有个特点，有时会巧妙地夹杂些“咸古”，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听不懂但感觉有点不妙，偏偏王先生还故意说：“有人听懂有人听不懂！”于是笑声再起。那个年代，在集体场合，讲“咸古”纯属常态，那是物质和精神极度贫瘠的调节剂，不足为奇。一晃到了2000年，我一本随笔集出版，王杏元先生欣然作序，在序言里，他提到在饶平文化馆认识我这个小知青的经过，为我小小年纪下乡饶平山村，经历各种农事的甘苦滋味而感叹。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和同事文友常去拜访同城居住的王杏元先生，他是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汕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位极朴素平易的依然保持着农民本色的人，我们都称他王部，感觉亲切、顺口。他住在位于金砂东路一栋简朴的机关老宿舍楼，爬上六层走过通道，东侧最里边的房间是他会客的地方，每次我们两三人刚坐下，王部话匣子立即打开，依然带着乡音，语速舒缓，在那里除了谈谈创作，还有文学之外的话题，时有高论妙语和充满劳动人民生活智慧的常识及传说，听他说话就像在翻他的书，爱笑的老友W始终笑个不停。每次听王杏元先生聊天皆有收获，举一例子，比如他说，你们最好要佩戴贵重的玉手镯。我们愕然，洗耳恭听，他慢悠悠地说，这会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因为人们常常忘了自身却会记得俗物，你手上有个值钱的玉镯，走路爬高会格外小心，减少莽撞和疏忽带来的隐患，乍一听真的有些道理。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这本网购的旧书《绿竹村风云》居然不贵，令人开心的是读到几十年前熟悉的故事，我下乡那时知道绿竹村的真实村名叫做渔村，也叫惠村，位于新圩镇北部，这个村庄我是回城后才去过的。走在村道上，脑子里都是书里引用的只有潮汕人才明白的俗语，什么“龟龟蛇蛇”“嘴甜甜，屁股挂弯镰”“土蛮牛”“无脚蟹”“唉唉呛”“三分人才，七分安排”等等，不一而足，令人忍俊不禁。重读此书，颇多共鸣，书里描述乡里盛产的各类南国佳果，乡村墟市和上山开荒的场景，跟我当年所见及参与的劳动一样。王杏元先生说过，“作家选择题材，有如掘井选泉眼，找不到泉眼，挖再深也无用。”甚为精辟。他的故乡故事很多，他选择了上世纪5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后进入农业互助组阶段的曲折过程来书写，矛盾起伏，引人入胜，里边的重要篇章《天赐》还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影片。
去年8月，王杏元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绿竹村风云》，想起当年读这本潮汕乡土小说时奇异的感受，今天重读这本书，我仿佛走回当年度过六载的饶平山乡，一个和绿竹村近似的村庄。于是，我把书压平放进书柜珍藏，同时也珍藏起20世纪70年代初那段无法复制的特殊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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