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鄞珊散文集《日光之下》 海风吹拂下的兰若诗心
逢看湖山便忆家鄞 珊
■ 杜璞君
鄞珊是位画家，读她的画犹如读她的文字，读她的文字能够了解她的画，画与文字，是互相渗透的。她的散文很有画面感，绵密、细腻，富于层次，一针一线把她对故乡潮州的感情，织就为绚丽多彩的潮绣。故乡的人物、山川、家园和风俗，是她一直在书写和关注的对象。其实又有谁的写作离得开故乡呢？余华就说过，只要我写作，我就没有离开过海盐。故乡对于每位作家来说，就像母亲的脐带，剪断了，依然血脉相连。鄞珊带着温情的目光，将一颗画心投放到散文中，把故乡勾勒得纤毫毕现，读着这些文字，常常涌动出这样的画面：海风吹拂，浪涛拍岸，听着海潮有节奏的呼吸，仿佛看到一位女子，走在沙滩上，沿着海岸线，捡拾起贝壳，那些散落在海滩上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鄞珊的新散文集《日光之下》将笔触延伸到故里的人和事，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日常生活，努力恢复一个场景、一种面貌，从《海的碗》《他们的豆和箕》《狮头鹅领头的卤味》《流水对账》等散文篇什的题目上看，就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海盐味，诱惑着读者深入读其文字。
“这碗饭一下子在表哥手里就碗底朝天了，作为主人的我们必须赶紧给他添饭，以示盛情。表哥努力推开我们的手，这可不是客气推脱，他是真的需要自己装饭。他终于躲开了几双伸过来的手，杀开一条血路，径自走到了大铁锅前，长柄饭勺斜放在锅边，他用掘锄头的力气一勺深挖下去，满满地上来一个白米饭的高山，山头先倾倒进碗里，勺子顺着往上倒扣，然后压扁。紧接着他继续再打一勺，高山随即又垒起，他的力气随着勺子再用力一压，米饭随即像松软的土包被压进碗底，感觉就像抹平一座高山，再一勺，需要很大的平衡力和建筑能力，他把这第三勺饭又一次反扣上面，再垒起严严实实的喜马拉雅山。”场景、人物在《海的碗》里，表兄几乎每个表情和动作，都勾勒得非常生动，逼真，饥荒年代的饥饿状态跃然纸上。这几乎是作为画家的鄞珊的本能，对人物形象的速写，到整体塑形，该用工笔的时候，绝不草率一笔带过，而是以更灵动的线条进行白描，由于特征鲜明，画面感极强，一下就把读者抓住了，甚至让人感到有油画般的质感。
《微尘星光》透过日常场景，掀开被遮蔽的真相，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引发的风暴，终让人看到，所谓乡村的宁静，它其实潜藏着隐痛和危机。鄞珊总能在平凡的事物里，把观察的视角锁定在“那一滴泪般的树胶”，“里面晶莹剔透，我看到里面有一块小小的树皮，还有无数的微尘在它的世界里”。一个微尘的世界，却透视出一幅全息的图景。一位作家是否能够触及生活底部的疼痛区域，很大程度上要看作家本身发掘的生活土层是否具备足够的深度。
这方面鄞珊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她的散文切口是小的，她不采取宏大叙事的建构，更多地选取新颖的角度。这方面在《流水对账》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流水对账》题目初看起来比较平淡，但她有机地借鉴了非虚构文本的现场性的叙事手法，而且透过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记录方式，对祖母遗留下来的工资账单加以记录和叙述，将一连串枯燥无味的数字，演绎出颇具生活成色的故事和图景。《流水对账》沿袭了鄞珊一贯对家乡的眷恋与热情，有所不同的是，她由对器物的关注，转向对人的遭遇与命运的介入。
《流水对账》从1979年开始，记录祖母的工资本账单到2017年结束，时间跨度38年。祖母工资账单的数字虽比较骨感，但祖母作为书写的对象：“在刘瑞洪同志那里，未来很长，九个孩子一长队，孩子一个个要成家立业，嫁的要嫁妆，娶的更需要备有家资，她只有狠命地存钱藏东西以备未来之需。隔着时间回望，我已经谅解了这段生活，她努力攒起每个铜板，在突然有机会可以积攒的时候，穷苦过来的人都会这样。就在这个时刻，我才意识到她的存在，在此之前，祖母的忙碌与操劳一直跟我擦肩而过，她子女众多，他们已经分去了她的整个心灵，而此刻，她掰光了叶子的枝干上长出了一颗祖母的心。”
《流水对账》上的一张张账单，终于在化学作用下，显影出递增的当时的工资水平，经济状况，在近乎柴米油盐的记述中，拉近了祖母的生活日常。老百姓最简单的幸福感的获得，那个年代产生出来的朴素的感情，都被作者不经意却很真实地写了出来。这关乎一个人账单的编年史，许多的细节散落在生活的碎屑中。鄞珊捡拾起这些碎片，逐一拼接，把一张潮州居民的生活图景，像一份账本一样展开，使得整个生活场景、人物情态得以还原它本真的面目。一篇散文是否具有感人的力量，就看有没有细节，这也是作者非常看重的在场的叙述原因。
如同《海的碗》里写到的：“"未来"，这么光大的名词离我太遥远了，我的期待仅仅是"下一餐"，下一餐吃米饭的时间，在我们这里它显得遥遥无期。”鄞珊在《日光之下》里，没有展开纯粹审美的书写。她所关注是生存，更贴近某个时代真实的一面，也垫定了整部散文集的底色和基调：“那一刻的榕树、泥土的街路、旧木板的门，还有天空的湛蓝，燕子的姿态，它们通通成了我的画面。多少年过去，不用回望，这一幕的画面总会不时回流，如海水倒灌，不断冲击我向前的路程，我如何给它一个名词描述？就像给一幅画起一个合适的名字一样？它们一直沉淀在海碗里。”或许这是鄞珊散文特点的写照吧。
鄞珊的散文，带着女性散文的细腻和柔美特质。《日光之下》与她以往所写的散文有所不同，呈现出一种向小说叙述靠拢的味道。这些散文就叙述语言而论，虚实之间，更多是从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考虑，不着力于唯美的抒情与叙述，有别于她绘画创作所采取的姿态，带有一种比较浓的文人书卷气息，她在散文的写作中，更乐于置身生活现实的场景，寻求细节的扩张。她不拘泥于写出来的东西，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画家出身的她，倒让她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她是完全摆脱了那样的窠臼的。
这对于有志在场写作的作者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通过何种手段，将所感受到的生活真实加以呈现。相比一天到晚，在虚构和真实间，花时间做一番考证，丈量来丈量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实在是缘木求鱼。这么说是否意味着鄞珊拿着画笔的手，除了美的表达外，还意识到故乡的那片厚土，尚有许多故事有待去开发，我想鄞珊自有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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