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的白玫瑰
■ 黄春馥
父亲节起源于美国，日期是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要佩戴红玫瑰感谢在世的父亲，要佩戴白玫瑰悼念去世的父亲。父亲在世，我忽略了红玫瑰；等到他去世，我才知道只能有缘白玫瑰了。那么多可以戴红玫瑰的日子匆匆而去，倒是白玫瑰伴随的这三年格外刻骨铭心。
这三年来，我无数次想到父亲。特别是他生病那段时间的一点一滴。想着他隐忍的性格。一直到去世，他没有呻吟叹息过一声。对病人来说天经地义的叹息对他来说竟然那么遥不可及。他不愿让我们担心。也因为这样，我们的错觉竟然延续到他弥留之际。
那年清明，父亲去给奶奶扫墓，淋了雨，身体就每况愈下。本来寡言的一个人，变得更加沉默。女婿去看他，他也淡淡的，以前可是高高兴兴地握着他的手，没完没了地谈天。我丈夫觉得不对劲，劝他去看医生，他却总是说没事。直到母亲说他吃得越来越少，我觉得无论如何要去看看。苦苦劝了他几回，他好不容易答应了。第二天我开车去载他，半路上，他又打来电话，说没事，让我回去。我没有再听他，挂了电话，把车开到楼下，他才不情愿地在母亲的陪同下慢慢走了下来。
清晨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我发现父亲气色确实不好。他两颊凹陷，嘴唇发紫，走路的样子很艰难，原来他的脚水肿了。尽管这样，他还说自己没事，说我多此一举。我无奈地说，就是没事，求个放心，不也好嘛。你一直拖着，我们可放心不下。
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心脏也有问题，建议住院。父亲无奈地答应了。吊了几瓶药水，水肿渐渐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吃饭的时候，才知道他硬些的肉也吃不下去，只能吃白粥跟煎蛋。什么时候，一向健朗的父亲变得这么衰弱了？吃完中午饭，他跟母亲就异口同声地赶我回去，说也没有什么事，不要呆在这里。
第二天早上，我到医院陪着父亲做彩超。他的水肿已经消了，走在前面，很轻松的样子。我在后面拿着吊瓶，要加快脚步才跟得上。到了检查室，医生查了很久，一直没有吭声。我听着滴滴的电脑声，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影子，只觉得时间无比漫长。这次，会像上次那样在医院里待一阵子就康复吗？我觉得很有可能。父亲干的是林业，年轻时在山上四处奔波，身体底子不错，而且他生活简单，清心寡欲，这种人，一般都长寿。检查完之后，他若无其事地往回走，就像只是简单地过场。
医生找我私下谈话，说情况不乐观，要留心一点。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往坏的方面想，这几十年来，父亲进医院的次数寥寥可数，身体比他差的都活到八十多，为什么他会危在旦夕？他的气色明显好多了，也许过些日子就没事了吧，我相信我们还有很长的岁月一起过。我不相信，他会离开。
过些日子，他出院了。大家都很开心，觉得这一坎又过了。回到家里楼下，母亲说没地方停车，让我回去。我想离开，到底放心不下，撇下车子来到楼下，开了防盗门。只见行李呆在楼梯下面，母亲正艰难地搀着父亲一步一步向上挪。我急忙提起行李，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放在家门口。折回来时，他们刚上了二楼。见到我，不约而同地说：“回去吧。没事。”
不久，父亲的水肿又去而复返，本来倒下就齁声如雷的他只能艰难地半躺在躺椅上打盹，睡一觉对他来说格外奢侈。可是他一声不吭，依然像苦行僧一般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不小心弄脏的衣物也悄悄自己洗干净，不愿让我们代劳。他默默吞下病痛，所有的痛苦都藏在深深的沉默中，我们不得不再次劝说他进了医院。
因为忙碌，母亲叫了在饶平的大表姐夫妇过来。他们二话不说，立刻赶来了。大家才缓了一口气。
那天下午，大表姐忽然打来电话，惊慌失措地说：“你爸不对劲了，正在抢救。你快点过来！”我如同听到晴天霹雳，手忙脚乱出了门，却发现车子被人挡住了，只好叫了辆摩托，急匆匆赶到医院。到了医院，电梯人太多，我等不及，气急败坏走消防楼梯。气喘吁吁地爬上16楼，进了病房，只见几个医生围在父亲床边，正在抢救。丈夫笔直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着。母亲跟姐姐、表姐夫妇呆在门边默不作声。我顿时明白了——要永远失去父亲了！巨大的悲痛跟恐惧巨浪般扑过来，我冲到门外的会客厅，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我成了很多年前那个在小公园迷路的小女孩，暮色降临，周围一片陌生。我手足无措，惊慌万分。表姐出来劝我，劝没两句，她也泣不成声了。
父亲的手已经冰冷了。他的手以前温厚有力。如今骨瘦如柴，上面满是青紫的伤痕，那是打针留下的。父亲，一直用安详的表象隐瞒着我们，直到无力隐瞒。我才知道，这些日子，我们一直看着他越走越远，终于不见踪影。可惜我们一直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直到惊觉，已经物是人非。
（题图：刘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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