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创新的敦煌学大家 读饶宗颐先生敦煌学论著的几点心得

饶宗颐先生是海内外景仰的汉学泰斗，其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广泛涉及古文字学、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古典文学、词学、音乐史、艺术史、中印关系史、宗教史、楚辞学、目录学、方志学诸方面，即使在敦煌学领域内，先生也同样是精深广博，像我这样浅薄孤陋者实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评论饶先生。十多年前，荣新江先生曾发表《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对饶先生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多方面成就予以评述。近些年来，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论述先生治学的成就、风格、方法。

对学术始终秉持着一份深厚敬意与真切喜爱

我多年来认真拜读饶先生的论著，对有关敦煌学研究的一些篇章，更是多遍拜读，不敢说都能读懂，但每次阅读，都能获得启发和教益。先生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深厚。中年之后长期生活于香港，再加上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多地游历、研究和讲学，培植出汇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学术大师风范。先生治学之广博，研究之深邃，远非一般学者能够望其项背。但如果深入研读揣摩先生治学的门径、方法，特别是认真总结先生的治学精神，或可从中得到一些供后学师法、借鉴的有益启示。

先生对学术始终秉持着一份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喜爱。先生出生于潮州望族，家饶资产，本可以过富足优裕的生活，但先生却选择了清苦的学术之路，数十年致力于国学研究，念兹在兹，乐此不疲。究其根源，就在于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始终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先生近年谈及自己选择敦煌学研究的志愿时曾说：“我觉得在敦煌出土的经卷之中，不单包含了宗教上的资料，其他像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蕴藏着大量的资料。其中有待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现代的学者能够继续在敦煌资料之中，发掘出新的研究方向。”表明先生充分体认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对于中国中古时代多学科研究珍贵而重要的价值，因而数十年来对敦煌学研究倾注心血，不遗余力。先生不仅躬亲耕耘于敦煌学园地，而且通过在香港举办敦煌学国际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在香港开展敦煌学术研究计划，延揽内地学者到港从事敦煌学专题研究，将十余种敦煌学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丛刊，并编辑敦煌学专门杂志等，大力推进敦煌学的发展，也使先生成为国际敦煌学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领袖。“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先生很喜欢的一幅自撰的对联，从中可见先生立足学术以追求不朽，独立自由以追求大智慧的高远情怀。

即使对单一课题研究，也贯通多方面内容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宏通的视野。在《我和敦煌学》一文中先生自述治敦煌学之取向说：“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做详细的描写比勘……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正如姜伯勤先生指出的，饶先生对敦煌学的研究涉及佛教史、道教史、祆教史、天文史、书法史、画史、经学史、文学史、中外关系史、音乐史等多个领域，治学领域之广泛，在当代学者中堪称独步。

即使在对单一课题的研究中，先生也是贯通了多方面的内容。譬如先生对敦煌画稿研究中，爬梳勾稽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重要材料，同时还结合保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系的罗寄梅所拍摄的敦煌壁画的照片，结合画史进行系统研究，对白画源流与敦煌画风，白画的作用、种类与题材，敦煌卷轴中的白画进行了详细研究，还探索了敦煌壁画中的十余种技法。先生指出了敦煌画在中国美术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总结了敦煌画对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贡献：“敦煌石窟壁画之特色榷而论之，计有数端：（一）图画与图案之不分；（二）白画与彩绘之间插；（三）画样与雕刻塑像之合一；（四）没骨与色晕凹凸之混用。以上四事为宋以前绘画之特殊传统。”这样不仅对敦煌绘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拓展了人们对中国绘画史的认识。

先生治敦煌学不仅涉及众多学科，而且对每一个领域都不是泛泛涉猎，而是力求开拓创新，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首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如先生最早校录、笺证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原始道教思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据英伦敦煌写卷讲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其《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先生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第一人，其所编撰《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介绍的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先生是当代最具开拓创新精神的“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家。

治学崇尚求真务实，不尚空谈，不做蹈空之论

先生对每一个研究对象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力求穷其源流。如他的《敦煌曲》一书不仅充分利用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同时还密切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文献资料，特别是词与释门赞咏梵呗及其发展史上的相关资料，清理了汉宋之间，从梵呗、法乐的源头，以及如何由声曲折、民谣的源头，演变为杂曲、曲子，又如何影响到后来之文人词，这不仅对敦煌文献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音乐史和音乐文学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即使在一些论及具体问题篇幅较小的论文中，先生也仍然力求追源溯流。如《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论七曜与十一曜》指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论中国天文学时只论“七曜”而不及“十一曜”，遂由P.4071宋初开宝七年“灵州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课”写卷中引出“十一曜”，并旁征博引史籍，论述古代中国天文历法中的“七曜”“十一曜”概念及其渊源流变。《敦煌本谩语话跋》论话本之名、韵白夹杂体例之来源；《〈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序》兼论文字正与俗之演变；《记唐写本唵字赞》论敦煌与世传几种《唵字赞》写本异同，并论及唵字在梵语中的十余种用法等，无不显示出先生对学术研究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

先生治学崇尚求真务实，不尚空谈，不做蹈空之论，其研究总是基于具体扎实的文史资料的考证、调查，因而有的研究者把先生的治学方法归为乾嘉学派。譬如在对敦煌曲的研究中，先生肯定了朱孝臧、王重民、任二北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探赜索隐，对于敦煌曲研究都有贡献，同时指出其中仍存在着不足，主要原因是“未接触原卷，每沿前人之误，用力至深，去真相尚远”，而饶先生则亲自赴法、英实地调查，“有机缘检读英法敦煌写卷，考索结果，复有不少新知”，不仅对敦煌曲重新予以辑录，使学者们得以看到敦煌写卷中敦煌曲写本文字的原貌，而且纠正了许多学者根据自己判断、理解而误录、擅改的文字，体现了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求真、求实的精神。

先生在大量掌握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学术研究中从来不盲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譬如在对敦煌曲子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唐词”名称存有争议。任二北先生否认“唐词”的存在，饶先生则陆续发表《为“唐词”进一解》《唐词再辩》予以批驳，用确凿的史籍材料证明唐人已有“词”的概念。再如《敦煌曲》一书中对“敦煌曲子词”材料的收录范围较广，有的学者对此予以质疑，认为不大符合严格的“曲子词”文体。其实，以后世严格的曲子词的标准，或纯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敦煌曲子词的确不完全符合。但对此问题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首先，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产生、形成并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从现存敦煌曲来看，不仅用韵不大严格，甚至有的同一调名的曲词体式也不相同，它们代表了曲子词早期的不完全成熟的形态。其次，不应该忽视的是，敦煌写卷中许多文学作品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敦煌歌词特别是佛曲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它们既受到佛经的启发和影响，具有佛教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吸收了我国民间文学韵散结合、音韵和谐的文学体式，具有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代表了唐、五代和宋代时期中国音乐文学的新形态。如果舍弃敦煌写卷中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佛曲，将无法全面地、深入地认识敦煌曲子词的源流演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饶先生在《敦煌曲》一书中不同流俗，坚持扩大敦煌曲的收录范围，将一些佛曲也收入敦煌曲作品中，显示出了先生为求正而独立思考的精神。

饶先生是近百年来中国最具典范性的学者。一方面，先生在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汉学研究众多领域取得的成果，代表了中国当代学者在汉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另一方面，先生身上体现出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也许，今后很难再有学者达到，更难超越饶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水平，但先生的精神风范值得后学师法和效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上是我在研读学习饶先生敦煌学论著中的几点读书心得，写出来与读者共勉。

(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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