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登仁：小村走出的红色革命家

陈立佳

余登仁是中共饶和埔诏县委领导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和饶和埔诏苏区人民同患难，共甘苦，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纵横20里苏区，数百个村寨都留下他的足迹。

1903年6月15日，余登仁（又名余登瀛、余丁仁）出生于饶平九村陂墩，自幼天资聪颖。1925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家乡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1927年7月，中共饶平县委正式成立，县委书记杜式哲，余登仁当选为县委委员，后又兼任县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下旬，饶平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以上饶农军为基础建立工农革命军东路第14团，团长张碧光，党代表杜式哲，余登仁任参谋长。

1929年9月，余登仁奉调东江特委工作。1930年11月，东江特委辖下的中共潮澄澳县工委成立，余登仁调任工委委员。1931年4月，余登仁等6人被捕，囚禁于潮州监狱。余登仁虽身陷囹圄，仍积极开展斗争，以革命大义感化监狱看守人员，在樟东区委同志的帮助下，于5月成功越狱，经饶平西澳岛，安全转移到诏安的秀篆石下村，在饶和埔诏边区与县委负责人刘锡三、谢卓元重逢。此后，他参加了饶和埔诏县委的领导工作。

同年11月，余登仁代表饶和埔诏县委赴江西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他深受鼓舞。

1932年6月，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权在诏安石下村成立，余登仁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1932年春，代理饶和埔诏县委书记。1934年8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正式成立，余登仁当选为特委委员。

1934年冬，余登仁的妻子刘鲫鱼被保长逼奸，走投无路，悬梁自尽。母亲孤苦无依，由赤卫队员余龙章秘密带到福建诏安赤竹坪寻找余登仁，要取些钱银回家度日。听了余龙章诉说家庭的不幸，余登仁悲愤交集，思绪万千，要不要会见母亲，他陷入极端痛苦的思索中。多少战士离家别井，多少战士毁家纾难，在艰难日子里，不能以自我的伤情而动摇军心！最后，他忍痛向余龙章说：“龙章兄，请你转告我母亲，就说丁仁外出未回，无法会面。现在党有困难，剩下一点钱要作革命费用，家中有困难就请亲戚朋友帮助，革命成功后我一定回去看望她老人家。”然后，拿出几毫钱给龙章和母亲作路费，让他们回家。一路上，经龙章耐心说服教育，母亲终于想通了。她为有这样一个一心为穷人着想、立志干一番大事业的孩子而感到自豪。从此，每年除夕，她在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表示母子团聚，并祷祝革命成功，儿子早日归来。

1934年至1935年间，余登仁为打通饶诏边境，促使潮澄饶凤凰山革命力量向闽粤边转移，为闽西苏区与闽粤边苏区的联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饶和埔诏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艰苦顽强的斗争，深受苏区人民的爱戴。中央红军长征后，闽粤边一年多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党内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余登仁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无处申诉，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他忍辱负重，受党内处分后，仍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英勇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只身奔赴饶诏边境去开辟新区，在诏安的搭桥、下半楼、深湖、陈厝寨等10多个乡村，深入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农会。他用坚毅的行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入党誓言，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土的高尚品质。

1936年春，闽粤边区的云（霄）和（平和）诏（诏安）县委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革命队伍内搞肃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运动中大搞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因有人在刑讯下乱编口供，余登仁受到株连。为弄清问题，闽粤边特委宣布扣留余登仁，由政治保卫队队长陈诏（俗呼“老诏”，1937年7月在“月港事件”中遇害）等押往乌山闽粤边特委机关审查。当押至水晶坪附近时，发现前面有敌情，慌乱中，余登仁被误杀，时年33岁。

新中国成立后，余登仁的冤案得到昭雪。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一个文件中批示：“余登仁同志是革命烈士”。

余登仁是一位从小村中走出的红色革命家，他毁家纾国，为革命殉难后，虽然寻找不到遗骨，没有立下墓碑，但苏区人民对他的深情怀念，就是一块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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