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兵到阳光老人
□陈礼坚
在“边纵”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受命发言，谈点个人经历和感悟。
感谢父母提供我读书的机会
1930年我出生于汕头。当时父亲叔父已从打工仔奋斗到成为小食店的老板，但他们不大识字，只让我读几年小学就叫停。眼看姐姐不识字，无能独立，受尽丈夫婆婆的欺凌，我强烈要求读书，希望独立，甚至不惜以绝食抗争。父母让步了，我终于在汕头一中读到高中二年级。
转学金中，入团入伍
听说金中质量高，我恳求父母让我转学，经考试，于1948年秋季转入金中读高三。当时金中设在开元寺内，设备简陋，但师资水平高，学风好，同学都勤奋、俭朴。我接触最多的是老同学陈北丽好友陈历明。谁知历明的家竟是地下党联络点。
金中早就有地下党活动，当时学区领导人是许拱明，要在金中建立地下团。从1948年12月至49年4月，先后四批吸收入40多个团员。我是1949年2月由支书陈历明介绍入团的。当时单线联系，只认识同组的人。任务是学习文件，团结同学。在特别时刻统一行动，半夜撒传单，贴标语。天亮时市民一见欢呼：“昨夜老八进城啦。”我们又在工人夜校教书，教唱歌：如：“你是灯塔”，把歌词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改为“勇敢的中国学生们”。还有搜集情报，如程志伟利用社会关系了解到喻英奇“剿总”的一些活动，报送凤凰山；陈国樑胡铿设地下收音机站，半夜收听新华社广播，把要闻、社论抄送上山。
49年上半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物价飞涨，大批失业，民不聊生；南校场还不时传来杀害政治犯的枪声。训育主任大会小会恐吓我们：“造反是要杀头的，你们切勿受共产党的蛊惑。”他组织我们参观监狱，看政治犯的苦况。但吓不倒我们。
1949年4月，大军渡江，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地方党团即刻响应，组织学生上山当兵。
5月9日，澄中108学生入伍，5月14日金中韩师82学生入伍，此事轰动潮汕。喻英奇气急败坏，发出“十四杀”令，但6月1日，金中又有第二批学生入伍21人。
我是5月14日金中第一批入伍的。当日是星期六，上完第一、二节课，课本还放在桌上，各人悄悄溜了，过湘子桥走向山内，午后在大沥村金韩二校学生汇集，李世海带兵来迎接。当夜宿在大水溪，六、七人睡一张铺在地上的谷笪。蚊子成群，初尝游击滋味。
第二天到凤凰山，在干校学习十几天，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去文宣队，直到解放。
文宣队的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到连队演出，慰问伤兵等。
在游击队，生活苦点不算什么，一日吃二餐，下饭常是菜脯丝炒糖，逢大事才杀猪吃肉。在四支队成立大会上，领导一动员，我们这些学生兵把带来的金戒指、颈链、港币、美元都捐献出来。此前庄以行还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交作党费。当时，官兵一致，人人意气风发。我们还时常接受气节教育。如陈谦谈他在狱中如何受刑和坚持，蔡初旭大姐谈她发现丈夫姚达有叛变行为，立即向党报告，大义灭亲。
1949年7月，澄中学区领导人柯国泰被捕，受刑不屈，就义之前被拖在潮州大街游行，他一路高呼口号，牺牲得很壮烈。消息传到游击队，他妻子郑晶莹是我们文宣队的指导员，她号啕大哭，搥床拍蓆，我们围着她只能跟着垂泪。8月，胡连兵二千余人进犯凤凰，洪茵在白茫輋交通站被捕遇害，她的丈夫就是后来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在当时，入伍的人大都能做好必要时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战士的汗水和烈士的鲜血终于换来了解放。
1949年10月22日，二支队先遣队从古巷入城，四支队许杰司令带先遣队渡韩江与二支队会合。司令部设在西湖星华楼，23日举行部队入城仪式。我有幸参加入城仪式，备受欢迎。
解放后，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学教书。教书好呀，与书为伍，净化灵魂，也培育后代。
改革开放给了我阳光的晚年
恢复高考，两个孩子进了大学，一个自主创业的奋斗到有房有车，我无后顾之忧，得以安度晚年。
学游泳、打太极，进老年大学，吟诗作文，进金秋文艺队，参加《老战士会刊》编辑工作等。因为心里充满阳光，见好人好事就要写出来，登于报刊，如《坐公交车回故里》《八旬老妪高铁游》《抗日大姐黄秋兰》《携母散步的爷爷》《九旬奶奶打滴滴》等。我参加过二次征文，第一次获市一等奖、省三等奖；第二次获市二等获，还得了500元奖金。
我是个感恩好时代的阳光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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