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贡”与“臭贡”
科举制度中，明清的生员（秀才）一般是隶属于府、州、县学的，如若经过考选而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为“贡生”。之所以如此命名，意思是以这样的人才贡献给皇帝。
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唐宪宗元和二年（807）“置东都监生一百名”（见《新唐书·选举志》），为“监生”名称之始，明清沿之。名目颇多，如举监、贡监、生监、恩监、荫监、优监、捐监（亦称“例监”，系按例捐资取得监生资格者）等。
贡生、监生都有个“生”字，表明它们仍属于“生员”范畴，要取得“举人”的科名，仍须参加乡试且成绩及格。但是，其身分已和府、州、县学的廪生、增生、附生不一样，即已具有做官的资格，可以通过其他考选途径进入官场任职，而且还和举人、进士当官一样，称之为“正途”，和“杂流出身者”有别，特别是在明、清开国初期急需大批人员充实官僚机构的时候。（据《钦定国子监志》［志余］、［纪事］所载，清代的贡生和监生已和举人一样，可以戴金雀顶冠，穿青绸蓝边的公服和披领等。）这种情况，从《潮州志·职官志》中亦可见其一斑：
明［潮州监司］（即巡道一级）：
洪武31年，雷昇、湖南武陵监生。
永乐16年，梁观，湖北当涂监生。
宣德元年，顾立，余姚人，监生。
景泰五年，詹冕，江西鄱阳监生。
清［岭东分守道·惠潮嘉分巡道］
顺治十一年，魏执中，辽阳生员。
康熙十八年，仇昌祚，山西曲沃贡生。
康熙三十一年，鲁超，浙江会稽副贡。
康熙三十六年，武国楹，镶红旗监生。
清［潮州知府］栏，康熙一朝十三任知府中，注明非进士、举人出身的魏櫆祥（直隶柏乡拔贡）、闫奇英（辽阳人，监生）、林杭学（江宁人，由保举）、石文晟（正白旗监生）、李钟麟（山东武定监生）、梁文瑄（正白旗监生）、许锡龄（江苏江都岁贡）、戴聘（镶黄旗监生）、薛戴德（浙江山阴监生）、张自谦（山西太原监生），共十名，占77%。仅此二端，已足可概见贡、监生在明、清初期的地方政局中的重要地位。而中期以后，由于进士地位的提高，才相应地逐步减弱。
明代的贡生有岁贡、选贡、恩贡等名目，清代不断完善，有岁贡、拔贡、副贡、优贡、恩贡，合称“五贡”。分述如下：
岁贡，亦称“挨贡”，由学政在各府、州、县学的廪生中按年资选送，一般要在入学十年以后才能取得选送的资格。名额是：府学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二岁一人。各名额选一正二陪，即正额一，递补额二。如发现有滥充，发回原学。滥充者累计五名以上，学政要被罚俸。故审查程序颇为严格。
恩贡，指皇帝特别恩赐的贡生。逢国家庆典或皇帝登极，一般都会在全国范围内开恩赏赐。具体形式是：本年正贡作恩贡，陪贡二人作岁贡。另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范围较小。如顺治九年（1652）皇帝首次“临雍”（国子监古称“辟雍”，临雍即指皇帝莅临国子监视学），便曾赐孔、孟、颜、曾（即学宫中的孔子及“四配”）等五氏子孙来京见礼的生员十五人为恩贡，后成定例。又，皇帝亲诣孔子家乡阙里，时亦参照此例。
拔贡，亦称“选贡”。由各省学政在院试考取一、二等的生员内，选拔“文行兼优者”贡入太学。雍正很重视拔贡，认为岁贡仅“较其食廪浅深，挨次出贡”，选出的人必然“内多年力衰迈之人”。因此，“欲得人才，必须选拔。”因改十二年拔贡一次为六年一次，且学政选人不必拘泥于考一、二等的生员，重在“果有识见才干”。乾隆年间因国子监“人多缺才”，方仍十二年一次拔贡，但重真才的原则不变。
优贡，在清代与拔贡并重。雍正年间规定“优生由廪、增（生）升入太学者，准作优贡，由附生、武生者，准作监生。”乾隆四年再定名额：“大省不得超过五、六名，小省一、二名，宁缺毋滥。”优贡与拔贡生一样、任职前还要经过廷试，按成绩定职务高低。
副贡，指各省乡试名列副榜（备取榜）的生员，作贡生送入国子监者。副贡与乡试中试者（举人）只差一步之遥，故顺治十五年（1658）因贡生人数太多，不好安排入太学时，曾暂停恩、拔、岁贡生入学，只有副贡生可依旧额解送。（参见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6）
贡生、监生中还有一种不由考取而由援例（即按规定标准）捐纳取得贡、监身份者。其中，由“俊秀”（即尚未取得生员身份的童生）援例报捐监生的称“例监”；由廪、增、附生捐纳取得贡生资格的称“纳贡”，由普通身份报捐贡生的称“例贡”。由于“援例捐纳”者多无真才实学，又有悖于“贡士于天子”的古训，故虽混得一官半职，亦非“正途”而在“杂流”之列。这种行径又充斥一股浓烈的铜臭味，所以即使是诸生“纳贡”，潮人亦鄙称为“臭贡”，以区别于“五贡”出身的“贡爷”。光绪《海阳县志》卷四十六［杂录］中记载了贡生李圃的一件光彩的往事：
李圃字崇学，原名李甫，洪武中以贡授通州训导，中顺天式，复以会试乙榜除宝应训导（意为：参加顺天<即直隶>乡试中式，后以参加过会试举人<乙榜为举人别称>的身份授宝应训导），升东安教谕，署县篆（行县令事）。因进表笺，（明）成祖览其名曰：“李应在圃。”乃援笔添作“圃”字云。今题名曰“用朱”。（按，皇帝御批用朱笔）
与此相反的是另一则故事：清末某富翁捐了个例贡，按规定可在门外立一旗杆。某日，名士郑心经路过，边抚摩旗杆石边感慨地说：“此石贵过璇（潮语读<旋>，即钻石），一条好几（潮语读<久啊>）万。”两句皮里阳秋的话，对“例贡”泛出的铜臭味，揭露无遗。
一褒一贬，潮人对科名求正、求真的价值观，可谓尽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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