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医学史教授高晞谈疫情带来的启示:疫情结束将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广州日报 2020-06-03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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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复旦大学医学史高晞教授主要研究医学史和科学技术史,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曾在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医学史长达15年。这样的经历使她的研究中兼具了科学与人文的视野。日前,高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和人类历史上的冠状病毒相比,此次新冠病毒极其狡猾凶险,疫情的结束将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流行病与文明同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

广州日报记者:疫情以来,您有哪些经历和感受?

高晞:现在国内的疫情基本接近尾声,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感同身受”。我的专业是医学与疾病史,在书本上看过太多的历史上发生的疫情,每个学期都要给学生讲“历史上的疾病与文明”课程,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对疫病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保持有距离的持续观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全面收集疫情的资料、观察各方面的反应,为下一步研究做准备。其实,从一开始我对此次疫情就比较敏感,因为有位学生在医院工作,在武汉封城前几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回答了一句:“守望相助”,当时我就感觉不妙。上个月看到资料才知道,那时上海已出现了第一例病人,各大医院和医生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们已经做严阵以待的准备。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后来形势会如此严峻。

从心理上来说,最大冲击还是对于生命倏然逝去的震撼。疫情史在课堂上讲多了,几十年下来,历史上不同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在我眼里真的就是一个数字。但这次不一样,最初的一段时间,每天盯着数据看,那天看到确诊人数超过SARS时,我一夜没睡好。那些数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尤其是年轻医生的突然去世,让人无比难过。

现在,企业复工复产,学校陆续开学,我们的生活会继续,我们会更加热爱生命。

新冠病毒极其狡猾凶险

广州日报记者:和人类历史上的冠状病毒相比,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哪些共性和独特性?

高晞:冠状病毒是1965年,英国病毒学家泰瑞尔(D.Tyrrell,1925-2005)领导的团队发现的。1975年5月,泰瑞尔团队在《国际病毒学》上介绍了其研究的新进展,这种新病毒表面呈冠状外观,正式命名其为冠状病毒(coronairidae)。研究发现,在温带地区,呼吸道冠状病毒感染多发生在冬季和春季。2003年出现的SARS就属于冠状病毒,至2005年,病毒学家在全世界已经发现了5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和人类历史上发现的冠状病毒共性是,都属于呼吸道感染,发生在冬季和春季。最大的不同是死亡率高,另外一个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病毒极其狡猾凶险。第一个抵达武汉的上海中山医院医生钟鸣,之前有过在非洲对付埃博拉病毒的经验,他说,“我们刚开始有些无以应对,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一些治疗方法都不能奏效。”

广州日报记者:大的疫情是如何结束的?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高晞:历史上的许多疫情如何结束,科学家至今没有找到原因,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比如中世纪的麻风病、黑死病。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与西方医学界在17、18世纪形成的“病因学”理论有关,它由环境主义演变而来。查看18世纪医学报告,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都有季节的气候变化指数,对疾病的产生、流行的解释也会结合气候的变化。

近年来,“气候变化指数”成为历史学家分析疫情的新工具,他们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历史上的疫情,重新书写疾病史,代表作有《罗马的命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决定论”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与方法,关键在看谁在用,从什么角度用。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疫情的结束,必定是综合因素的结果。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在眼下应该怎样度过?

高晞:相信科学、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医生、认真生活。

“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广州日报记者:目前为止,这场疫情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高晞:曾经有病毒学家感叹:病毒比病毒学家聪明,因为这类微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远远比人类长。在这个地球上,病菌和人类都是生物体的一种,都有生存的权利与智慧。对于疾病的认识,或许我们要调整思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是很渺小的。复旦医学院病毒学专家闻玉梅院士在疫情期间对我说:“历史上没有哪次疾病是会战胜人类的,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疫病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联,历史上重大疫病的发生往往与国家发展的消长相伴而行,对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格局和宗教伦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疫病危害之大,摧毁的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人类的文明,所谓流行病与文明同行。

此次疫情从暴发到蔓延,从中国疫区至世界大流行,相信大家都学会一个词“污名化”。疾病污名化几乎在所有的历史阶段与世界各文明圈中都存在,社会污名是基于可感知的某种社会特征而对一个人的非难或歧视,污名化通常与文化、性别、种族、智力和健康有关,这些特征会将他们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

历史上,对疾病的污名和恐慌还与疾病的社会和文化特性有关,某些疾病鉴于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涉及到人性、社会道德和国家名誉,疾病的污名化,表面上看是病,实际上最后是落实在“人”身上,因此其污名的重点在人,而不在病。

专家简介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医学史和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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