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在即，临大三常委辞职

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西安临大第二院（东北大学礼堂）。

为了让筹备工作有所遵循，10月11日，教育部同时颁布《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两部规程均为十三条，核心内容完全一样。兹将后者节录如下：

第三条本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

第四条本委员会由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常务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议，依照本委员会决定之方针商决第二条列举之事项。常务委员会议开会时本委员会委员得列席。

第五条本委员会主席指定常务委员一人主持本委员会各种事项之执行。

10月11日，因筹备委员兼常委的李书华不能到校，教育部发函改聘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童冠贤担任常委。不过从现存档案资料来看，早在9月13日，王世杰已就童冠贤任常委一事致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取得同意：“本部为救济战区流亡学生失学起见，定于西安设立临时大学一处。日前与公谈及，曾蒙赞可。兹以童冠贤先生熟悉华北及西北方面教育界情形，本部特聘定为筹备委员会常委，俾资协助。我公素日关念西北教育之发展，至为殷切，此事想荷察允。”

王氏此举不难理解：一来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位高权重，又是陕西乡党，一向关心家乡教育事业；二来童冠贤早在1933年就是监察院监察委员，时任监察院山陕监察区监察使，算是于右任的老部下。此外，童冠贤长期在文教机构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等。北伐前，童氏是国民党的“老党务”，但属于国民党内党务系统中的非主流派，和北伐胜利后长期主导国民党党务的CC系关系并不融洽。

10月18日，“合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三校院”的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然而，就在成立之日，三校校长即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三位常委联名给教育部长王世杰提出辞呈：顷奉大部训令，颁发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均谨奉悉。校院长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定兴国家民族之业。到陕以来，竭力筹划，愧少贡献。今幸大部指派专人担负全责，且与长沙临大组织亦不相同，校院长三人自今以后无能为力，校院长等应即日电请辞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及原三校院长职务，敬祈鉴察，并即派员接替以重职守。

从电文不难发现，三位常委联名辞职与童冠贤有关。本来，童氏只是筹备委员会一名普通委员兼秘书主任，如今突然被教育部增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等于是置于其它四位常委之上。这让其他常委感觉此项任命可能是要加大“改组”步伐，危及原平津三校的生存，当然引起徐诵明、李蒸和李书田等人的不满。二十多年后李蒸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及此事说：“当时的教育部长虽已换了王世杰，但教育部政务次长还是段锡朋，所以当时教育部对这三个学校的政策并未改变。利用迁校机会，想对这三个学校进行"改组"，在当时的教育部当局的心里是"不言而喻"的，派童冠贤为筹委兼秘书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原三个学校的校长和师生都团结得很好，童冠贤的秘书地位发生不了作用，因此当时教育部就突然发表了童冠贤为"主任委员"，这是露骨地表示要对原三校进行"改组"了。当时徐诵明、李书田和我本人，感觉到事情不对，于是联名向教育部辞职，常委陈剑翛也一同表示辞职。”

两天后，王世杰回电解释并挽留：（18日）巧电诵悉。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校事照章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正赖诸兄及其他委员协同主持，何可言辞！大难当前，务希继续积极任事，不胜企感！

王世杰说“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其实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尽管两校《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内容一样，但是教育部高教司于1937年8月28日曾给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童冠贤和杨振声同是教育部所派，但给童冠贤的任命是“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给杨振声的任命仅仅是“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连“常务委员”都不是。接着8月29日，王世杰又电长沙临大常委：“组织规程第五条规定：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在使常委会议之决议对内对外随时有人执行，不必遇事临时推人。此为合议制度应有之办法，否则将缺乏灵活与统一。兹拟请诸兄互推一人，以便照章指定。如虞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亦可。”由此可见，王世杰时期的教育部就对西安临大有特殊的“关照”。

再说三位校长收到王世杰的回电后，随即（21日）又去一电：（二十）号电敬悉，辱承慰留，惭感交并，西安临大系平津四院校合组，本属临时联合性质，诵明等奉命来陕，本此宗旨，积极筹备，百端草创，粗具规模，承示校事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诵明、书田及陈君剑翛在京时并蒙面示，由常委会代行校长职权，到陕以后，业已遵行。昨忽奉指定童君冠贤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诵明等自应退避，贤且常委，李君书华正在路设法来陕，既未言辞遽尔免职，群情惶惑。查长沙临大仅指定原三校校长为常委，互推主任，分工合作，一切办法均系联合性质。西安临大亦当一致，国难方殷，教育责任愈重，诵明等以院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国家教育计，未敢缄默，大部对于西安临大指派专员主持，与前示办法及合议制度之精神难期符合，在大部未明令规定由常委会主持校务以前，诵明等实难继续负责。敬请迅赐裁决，以免校务中断，无任感祷。

教育部是10月28日才收到此电的，如何回电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此间发生了一系列让王世杰不得不妥协的难堪事情：

10月22日，筹备委员童冠贤致电教育部，“因监院促返，请辞秘书主任”，教育部26日复电“照准”。

同一天，陈剑翛、臧启芳、周伯敏委员联合致电王世杰：“组织规程增定之第五条，似不适宜，日来校务几乎陷于停顿，可否速饬修正，以利事功。”

10月26日，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分别以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的身份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

暴日入寇，平津沦陷，校院长等问道南来，奉教育部令将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迁移西安合组临时大学。部聘校院长等为筹委会委员兼常委，另派童冠贤为秘书主任，遵即来陕，积极筹划，粗具端倪。原冀集合平津各校院学生加紧训练，奠复兴国家民族之基，巧日忽奉教部令函，取消李书华筹委会常委职务，改派童冠贤为常委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更特订规程多方牵制，与长沙临大组织迥不相同。此间校舍、校具百端草创，原有学生及请求借读学生数近千人，定于十一月一日开学。今既蒙教部改派专员担负全责，主持校务，校院长三人自今以后，深愧素餐，无能为役，不得已电陈教育部，恳请辞去平大、师大及北洋工学院校院长原职，并西安临大筹委会委员兼常委职务，谨电呈明，敬祈鉴察。

同一日，童冠贤再次电告王世杰：“常委均不到校，事务照常进行。”

10月27日，王世杰无奈之下致电西安临大筹委会：“部颁该校组织规程第五条暂缓实施。”

11月2日，按照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的要求，教育部将徐诵明等请辞原职及兼职一案，及办理经过情形进行函告。

11月3日，童冠贤电告教育部高教司：“常委均已到校办公，贤旬日内返京。”

就这样，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三位常委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同时，他们联袂“迭电辞职”让王世杰觉得“此校此后颇难办好，以及徐、李诸人均非实心任事之人也”。加之此前上海私立联合大学难以调和、长沙临时大学“亦多龃龉”，让王世杰喟然不已。

11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开学典礼在第二院（东北大学）大礼堂举行。出席典礼的人员有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教育部代表陈大齐、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陕西省党部特派员郭紫峻、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各机关代表、本校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共1200余人。

陈剑翛常委在致辞中说，在目前国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校能在如此短期内开学是非常不易的。自平津失陷后，各高等教育学校不容存在。应事实需要，继续开办学校是必然的。在当前非常时期，大家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怀着这种责任，西安临大以后愿将本大学作为造就人才的大本营，以报效国家。

蒋鼎文在训话中说，西安临时大学在短期内开学足见各位常委筹备之力，极其辛劳。现在国难已达极点，各最高学府多被敌机轰炸，使有志青年不能安心求学，给我们以致命伤。教育文化为立国基础，敌人摧残我文化教育机关，以期绝灭我文化，其用心之毒可想而知。各位须知文化与国家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艰难困蓐之中迁移边区设立。西北为文化发源地，嗣因渐移于东南，故变落后。将来仍须恢复固有文化，发扬光大，为东方文化中心，是则国家所期望于各位者至重且大，希望各位勿忘国家之苦衷，务必宝贵光阴，努力求学。

西安临大开学典礼的举行，标志着我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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