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如歌岁月 盼旧韵新声 访八旬中山民歌改革“探路者”
近日，这对老拍档向本报记者共同口述了中山咸水歌民歌改革的难忘往事。不管那道路坎坷，只道是岁月如歌。
本报记者 廖薇
序曲咸水歌唱进北京城
咸水歌诞生于疍家，是沙田人慰藉心灵的生活调味剂，也是中山民歌民谣中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山，疍民生活比解放前有所改善，咸水歌也迎来飞跃式的发展。
黄德尧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59年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他风华正茂，拉着手风琴，正在为中山著名咸水歌歌手梁容胜和和何福友练习对歌时伴奏。
“我最早接触民歌是在1954年。”那时的黄德尧是个文艺青年，他本来是学画画，音乐只是爱好，在文化馆的培训班与民歌手们有所接触，经过一番学习，歪打正着，走上音乐之路。1959年由中山文联编辑的“歌唱建国十周年”《中山诗歌选》，刊登了他的歌曲处女作《办好公社靠大家》。
定期的培训，也让何福友等民歌手得以“脱盲”，写出了更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因创作和演唱成绩显著，何福友分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上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6年3月）和“全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60年6月）。他的咸水歌《金斗湾》、龙舟调《福友进京》和《李真夫妻抓特务》在今天看来，仍是经典之作。
1959年，中山县文工团成立，其演员阵容中也有不少知名民歌手，如唱咸水歌的何福友、梁容胜、梁三妹，唱鹤歌的杨富伯等。随着文工团的巡演，咸水歌也从水岸田间登上了专业舞台。梁容胜更是被借调去省里的音乐曲艺团，并被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聘为民歌客座教师。不久，何福友也受到聘用。
黄德尧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山民歌如现代流行曲一般在当地广为流传。在文化馆的文艺刊物中，也经常刊登有咸水歌作品。这些歌曲主要是作为宣传工具，为当时的劳动生产鼓劲，但形式上也有所突破。比如，由中山第一个民歌合唱团演唱、反映中山县农田水利建设的《白藤湖大联唱》正是开创了咸水歌合唱的先河。
高潮水上歌会上的“百花齐放”
随着中山咸水歌改革的成效凸显，中山民歌也迎来了它的一个“高光时刻”。
1979年10月3日的晚上，坦洲河上流光溢彩，歌声飘扬。河中心，108条“标榜”（当时农民用来传送泥砖的长木板，每条长约两米，宽约20厘米）平铺在四艘固定停泊的大船上，搭建成宽14米的巨大舞台。紧贴舞台旁边，一艘运载拖拉机的大型平板船作为“候演区”。船头竖起一幅巨型红色标语：写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大幕中央，巨型花篮图案上端则镶嵌了“坦洲歌会”四个大字。
傍晚时分，人们从四面八方撑艇而来，向水中舞台汇集。舞台四周的坦洲大桥和两岸河堤都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观众形成层层叠叠的“观众席”，颇有现代剧场的规模。舞台上，上百名歌手轮番登场，表演形式丰富多样，从独唱、对唱、表演唱、二重唱和歌舞，他们唱生活、劳动和爱情……其风格几乎涵盖了咸水歌的所有种类。
舞台前的水面上，还有两艘平板船搭建的看台，上面坐满了专程赶来观看演出的一大批广东音乐家协会的专家。如此盛会，让著名民间音乐作家胡均不由感叹：“我几十岁的人，从来没试过坐在船上观看水上舞台文艺表演。”
时隔四十年，当陈锦昌讲述起这段往事，其生动的细节让听者也仿佛身临其境。
外人惊叹这场咸水歌盛会的“百花齐放”，殊不知，它离不开改革者艰辛的田野调查。“你得先将各种歌曲录好了，才有改的本钱，不能盲目乱改。”陈锦昌介绍，为了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民歌唱腔，工作人员当年乃是一部单车骑遍了中山。“当时从石岐前往坦洲，要骑约五个小时单车。”每到一处文化站，他们就找来当地有名的歌手录音。“当时的设备还是箱式录音机，一盒360米长的录音带录完回来，还需要拿去县广播站转录成小盒的磁带，再由黄德尧记谱。然后我们再筛选出精品。随后，由科班出身的音乐系教授许树坚为每一首改革咸水歌编曲，再由何福友、梁容胜等人作唱腔和运腔的示范，加以试唱。”
如今，咸水歌已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民歌民谣大赛也成为中山坚持多年的一项文化品牌。现代的舞台比起当年自然更加辉煌而专业。新的歌曲、新的形式、新的面孔，不断在舞台上涌现。
变奏沉寂中迎来新机遇
“我搞民歌是不务正业。”陈锦昌幽默道。1959年，在民众当老师的他第一次听到咸水歌，起初不以为然，但见船夫与岸上的人对歌，两人素昧平生竟能以歌为媒，相互了解了彼此的身世，这让他感到十分新鲜，萌生了学习咸水歌的兴趣，越唱越是钟爱。
1969年底，陈锦昌被调派到中山县毛主席思想宣传站工作，主管群众文化。为抢救咸水歌，他多方搜集各种风格的咸水歌唱腔录音资料，正愁无人记谱，黄德尧欣然承担了这项苦力活。两人由此成为一生的拍档。
二十世纪70年代初，陈锦昌在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五首陕北民歌。经过改革后的民歌旋律令人耳目一新，让他激动不已。“别人可以创新，咸水歌为何不行？”嗅到了中央推动民歌改革与发展的信号，他随即骑着单车前往坦洲——中山民歌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召集了几十名歌手前来商议，不想，与他的兴致勃勃不同，民歌手们竟一声不吭。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们刚被告知禁唱咸水歌。”黄德尧说。原来，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咸水歌受到牵连，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当时有观点认为，咸水歌内含有"封资修"的内容，像讲述地主女爱上穷劳工的叙事歌《拆蔗寮》，就被认为是对阶级斗争的调和。
得悉何福友和梁容胜等人的顾虑，陈锦昌也有备而来。“当时有说法称，不能让咸水歌以"装尿的埕来装酒"，但何福友他们的作品和一般人的随意"爆肚"不同。我便对何福友说，你的《金斗湾》如此出名，连省广播电台都播过它，你说这是尿还是酒？” 民歌手们理解了陈锦昌的用意，遂与他坦诚相见。
陈锦昌向歌手们指出，咸水歌之所以会遭到错误的批判，因为老式唱腔不符合讴歌时代的要求，他建议何福友等向梁容胜学习唱腔，将哀怨的音调稍微转换，为歌曲添加明亮的色彩。 抓住要领的何福友和陈锦昌随后合作了第一首“改革腔”的咸水歌作品《乡渡颂》，讲述乡渡人服务大家的好人好事。“这首歌曲融合了各种高堂歌唱腔，我们发现高堂歌音调与《东方红》的第一句十分吻合，也将后者加以吸收。中山知名农民音乐家文石耳和吴满松后对它又做了一些艺术加工。”陈锦昌说。
听众的热烈反馈也激发了更多创作者试水改革的热情。他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艺术宗旨：“改革不离格”。“在我看来，咸水歌不能改姓。它一定要用属于广府语系的水乡话演唱，否则将韵味大减。”陈锦昌说。
以地方特色、歌种风格与时代气息“三结合”进行的民歌改革促生了一大批新唱腔咸水歌以及用咸水歌基调创作的艺术歌曲。当时，中山咸水歌旋律时常流淌在省级电台的电波中。1978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向全国播放了中山咸水歌：《新对花》。
回响期待民歌传承后继有人
第一代的民歌改革践行者已是两鬓斑白。在两位老人的藏品中，记者看到了三张中山民歌的录音制品，分别是磁带、CD和MTV影碟，它们依次录制于1974年，1994年和2004年。 陈锦昌轻轻抚摸着那张CD道：“这是中山历史上出版的第一张CD，其中收录了十五名当时最知名中山民歌手的演唱。”CD出版后不到三年，梁荣胜、何福友、万润好都相继去世。
在《中山咸水歌》一书中，陈锦昌写下他对咸水歌的忧思：“传承链”越来越脆弱、活动空间越来越少、传承人越来越少。“目前咸水歌的传承多依赖学校开展，群众性的参与不多。虽然政府每年都举办民歌比赛，毕竟空间有限，民歌的演唱与日常生活习俗已截然分开了。”
两位老人表示，咸水歌虽是民歌，但不是要唱大白话，比喻、比兴、夸张、对比等文学手法能增加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引发更多听众的兴趣。“无论是写歌或者写诗，诗眼最为关键。像"鱼跃若破塘中月"，或是"道路难行踢爆脚趾公"，这些意象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 两位八旬老人时而放歌，时而解说。
“不过，我不担心咸水歌会消亡，总会有新一代的有心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创新。”哪怕听力衰退、腿脚不便，年事已高的黄德尧仍要亲临今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2019年中山市民歌民乐大赛，他期待着惊喜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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