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览”中山 听说历史 “国际博物馆日”文物“戏精”开讲
今天是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走过70载，新时代的中国博物馆在保持其原始使命——收藏、保护、交流、研究和展览的同时，也在逐步增加新的功能，向文化中枢不断转化，寻找新的方式创造出对后代具有崭新意义的传统，这种转变将对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促使博物馆专业人员重新思考博物馆的价值，并探寻界定其工作性质的伦理界限。
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聚焦博物馆作为社区、社群、社会活跃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倡导博物馆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增进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文化中枢”的定位无疑给了博物馆一个更高层次的属性，在传统的使命基础上，博物馆还应致力于整合各方资源，搭建面向观众的交流平台，使自己与所服务的地区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让不同文明交流，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互联互通、包容互鉴。
而作为传统的未来，博物馆不仅需要扮演着历史“大管家”的角色，更需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博物馆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历史的困境和现代社会问题和冲突。通过各地举办活动，博物馆还可以倡导以历史的眼光，现实的镜像，主动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而作为社会的“文化中枢”机构，博物馆有能力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对话，并定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对博物馆的受众而言，理想中的博物馆之旅，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每一件富有价值的文物，都是一段珍贵历史的“见证人”。通过这些昔日融入百姓生活中的平常之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空下的中山人的心路历程，从而思考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将博物馆视作智识生活的休闲场所。
在中山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从丰富的馆藏中抽取三样“镇馆之宝”，作为讲述“中山故事”的历史样本：在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我们读出了中山先民在海边画下的蜿蜒想象；在五百年前的明朝铜豆中，我们嗅到了兴建社学、改革教育的儒学书香；在百年前的香邑会馆牌匾中，我们邂逅了海外游子瞭望家乡的殷切目光。在此，我们试图挖掘文物“戏精”的内心世界，带你重新认识中山宝贝。
冷启迪
专题策划： 廖薇 陈慧 唐益 冷启迪
五月玩转博物馆
中山市博物馆
《红色经典——古元艺术精品展》
5月11日至6月23日
动手捕捉声音
——收音机制作体验活动
5月18日
“一刻一印皆匠心”
版画制作体验活动
5月25日
中山美术馆
《传承创新——张少华书画作品展》
5月16日至30日
中山漫画馆
2018年中珠江澳消费维权主题
漫画联展
5月下旬到6月中下旬
首届漫艺术精荟展
4月19日至5月19日
幽上一默·PK大师”
2019年漫画创意临摹大赛
5月中下旬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
《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
3月27日至5月30日
《世界遗产--钱币文化专题展
(欧洲篇）》展
6月1日至7月30日
1 陶器家族
带着六千年前的生活气息
陶豆、陶盘、陶碗，我们是来自泥土的陶器家族，又曾经被埋在泥土下数以千年。由于时间太久，我们已不太记得出生的具体年份，按照考古人员的说法，我们应该诞生于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相当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被埋藏在中山市南朗镇一个叫龙穴的村庄下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发现并挖掘出来。
当考古人员拂去堆积的泥土，我们才发现几千年后的中山，已是另一番景象。它早已从一座海中孤岛变成了常住人口达112.8万的现代化城市。
5000多年前，这里只是珠江口伶仃洋上的一个岛屿。我们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跟随前来渔猎的主人们来到这座岛上。历史沉浮、时光流转，我们难以追寻主人最后的命运，自己也沦为历史的碎片。
1990年，是我们命运的转折点。当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市博物馆、中山市文管会办公室一起，对龙穴遗址进行挖掘。我们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抖落身上覆盖的厚厚黄土，终于重见天日。
我们还记得与考古人员相会的那瞬间：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我们带离泥土，脸上难掩兴奋。作为几千年前的日常生活用具，我们从未享受过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听考古人员说，我们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陶，出于土，而炼就于生活。土成为陶，需要借助人类的双手和智慧。经过一番摔、捏、烧制的磨炼，我们才从陶土变成陶器。考古人员说，我们的形态和身上的花纹，和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一万至六千年)广为流传的在陶罐或釜的领口外侧施以绳纹的风格相似。从材质、长相和堆纹来看，我们应该诞生于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足以证明，那时候， 就有古人类在中山生活、劳作、繁衍、生息。
陶，还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需要匠人耐心的等待，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考古人员说，从我们的工艺和堆纹中，可以窥见当时人类的审美情趣。身为泥质红陶，红色是我们的底色。但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我们身上仍有赭石色的条带和水波纹、圆点和小孔等装饰。虽然都是日常使用的陶器，我们却形态不一。“大哥”水波纹陶豆外形像一个喇叭，是用来盛饭、汤等的器具；“二哥”镂孔圈足陶盘，和现在人们使用的盘子差不多，但多了一个厚厚的足底；而我，弘纹才陶碗，结合了大哥和二哥的特点，有圆形的上半身和喇叭形的足底。
现在，住进中山市博物馆的库房里，我们常常会想念以前的生活——海浪声此起彼伏，我们看着主人出海渔猎，满载而归。有时我们也会被放至展厅，向6000年后的你们倾诉我们的身世。
本报记者 唐益
2 嘉靖铭双凤纹铜豆
怀揣千年儒家教育梦
我，一个铭有双凤纹饰的明代铜豆，与一般只是追求吃喝享乐的食物器皿不一样。我精美的外表下，是一颗有理想的心。虽然我外形为食物器皿，但在我心中所盛的，乃是讲究忠孝礼义的儒家精神。我的制造者，希望老百姓从幼童时代便接受教化，从懵懂走向明理。他们将“嘉靖贰年秋 香山教谕颜阶奉提学副使魏命造”这一行小字，印在我的腹部，为我“教化”身份的定位做了最直接的“官宣”。
按现代人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这铜豆是1523年秋，香山地区主管文化教育的教官，奉广东省文化教育厅魏副厅长的要求制造。”
他为何要命人制造我这样的铜豆？因为他是一个研究忠孝礼义儒家思想的学者型官员。魏副厅长全名叫魏校，进士出身，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赴任广东提学副使。新官上任三把火，魏校上任的每一件事就是“教育改革”。他觉得广东这片偏远的南蛮地区太落后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有很多不符合正统儒家的思想、未被朝廷所认可的祠庙和民间信仰，这些都是有待肃清的“淫邪”之事。因此，他要求将未被朝廷认可的“淫祠”捣毁，变卖地基,兴建社学。
社学是明朝培养儒教人格的基础设施。据他的计划,州县城各隅建社学大馆,以为诸生学习礼乐之所。魏校还规定了诸生在大馆学习的详细内容。那时封建朝延没有“义务教育”，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子女才请得起先生，或到私塾读书。可魏校却认为“有教无类”,他要求除贱民之家外，所有的人都应将年龄从六、七岁到二十岁的子弟送去社学上学。他让孩童上社学的目的不只是念书、对句，为应付科举考试作准备，真正的目的是让孩童从小学习儒教伦理，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
一手捣毁非正统的“淫祠”信仰，一手通过乡约、社学教化儒学，这个学者型官员的文化教育改革采取双管齐下，计划在广东设社学几百所，最多的广州府有207所,其余的几十所到几所不等，香山县有3所。
香山县在南宋时仅有两人中进士，元朝更无一人中进士，这个偏远的小县，明初之前的学者凤毛麟角，无一所书院。对魏校的要求，香山县的文化教育官员不敢怠慢，一边着手建3所社学，一边忙着给社学配师资、桌椅摆设等设备。而我这样一个原本只应安静地待在厨房当食物器皿的铜豆，也被烙上了“兴社学”的象征。从准备材料、设计，到我真正出生，已是明嘉靖二年（1523）。此时改革的“顶层设计者”魏校，却因家事中断了事业，离任广东。虽然他的改革并未全部按计划完成，依然震撼了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随后的香山人对教育逐渐重视。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香山县第一所书院在县署仁山悄然出现。到清同治年间，此地已是书院林立。
近500年来，我每日在稚子的子曰诗云声中耳濡目染，也随着这些社学、书院的起起落落而辗转迁移，最后一站是中山学宫。这座始建于宋朝的学宫，几度易址、重修，在清同治时成为香山县的最高学府。直至近代，学宫被拆毁后，我才被人送到中山市博物馆，成为进馆较早的“元老”。近年，有市民建议政府重建学宫，恢复曾经的祭祀礼仪、国学经典教育活动。我期待着有一天，重新耳闻稚子们的朗朗书声。
本报记者 陈慧
3 “香邑会馆”牌匾
漂洋过海回家来
我是一块木质牌匾，如果用人类的方式计算，今年已经167岁。我出生在美国，但根却在中山。2011年，在海外漂泊100多年后，我终于回到家乡。关于我的故事，慢慢说给你们听。
据历史记载，早在1847年，美国旧金山市便有中国人到来。到了1851年，居住此地的华侨中，来自香山（中山旧称）以及东莞、增城的华人已逾万人。为了团结乡亲，相互扶持，1852年，聚在这里的中山、东莞、增城以及博罗四县的华侨一起，发起成立了香邑会馆。会馆选址在美国旧金山市夭寅街（现“中国城”内），一栋约四层楼高的建筑内。此后又过了29年，我就诞生在这栋楼里。
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第二任驻美公使到任，此人名叫郑藻如，就是他写下了“香邑会馆”这几个字。熟读中国历史的人知道，郑藻如曾是清政府第二任驻美公使。更难得的是，他也是香山人（今中山）濠头村人，任公使前他曾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在他们身边办理洋务、外交等事务。当时，是由谁牵头提出请公使书写牌匾、其中有何故事，我就懵懂不知了。但从我身上，还可以看出当年的痕迹——
我的右侧有一竖行小字，写着“光绪歲在辛巳”（1881年）几个字，左侧提名“二品衔郑藻如书”。
挂在会馆里的日日夜夜，我见证了华侨们的思乡情、爱国心。后来“香邑会馆”更名“阳和会馆”，我和新朋友完成了交接，便躺进了会馆的一个角落。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人们对会馆大楼进行加固防震工程时，我才被重新发现。“重出江湖”后，我被当做装饰品，悬挂于会馆会议室外的走道墙壁上。时间过去百余年，华侨们的爱国思乡情怀不改——我看到会馆内仍然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两侧书写有“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联。还看到会议室内贴着中国画，我通过它们想象着祖国山水的模样。
2011年6月的一天，会馆里来了一群中山人。人们爬上梯子，两人合力将我从墙壁上取下，小心翼翼地抬着，大家合影留念。在大家交谈间我听到，他们要把我带回中山。其实，在这之前有人想带我去中国的其他地方，但会馆的工作人员认为，还是应该让我“落叶归根”，回到华侨们的家乡为好，因此特意保留。在时任会馆主席、中山籍乡亲马金权的牵头下，我被赠与中山市。会馆的“老朋友”们将我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经过货运从美国送到香港，再从香港回到中山。漫漫归家路，我走得并不轻松，毕竟我是个长2.84米、宽0.66米的大家伙。
回到中山后，我在中山市博物馆安了家。我发现，这里还有我的兄弟——中华会馆牌匾。我们已经商量好，要将中山华侨的海外奋斗史生动地呈现给世人。
本报记者 唐益 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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