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复诊引出一段尘封许久的医患故事肝癌患者术后 奇迹存活32年
“医生,我32年前做了肝癌切除手术,切掉半块肝,想查查剩下的肝脏现在怎么样了。”69岁的广东四会人梁生(化名)走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胆胰外科主任刘超的诊室,一句话就让刘超愣住了。
肝癌被称为“癌王”,中晚期肝癌疗效不佳,尤其是在三十多年前,患者术后存活如此之久殊为不易,堪称“奇迹”。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11月23日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获悉,最新磁共振(MR)复查显示,梁生体内残留的半块肝脏健康如常,抽血检验显示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并未异常。而这次复诊,还意外地引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医患故事。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任珊珊通讯员林伟吟、张阳
32年前的病历他保存至今
“上腹痛3年,甲胎蛋白(AFP)持续超过500ng,全肝弥漫性肝硬化(中度),原发性肝癌合并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脾肿大……”纸张发黄的病历上,工整的钢笔字写出的病情,隔着32年的时光,读来依然让人胆战心惊。
多年来,梁生精心保管着这本病历: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与医生抗击“癌魔”、重获新生的难忘经历。
“小时候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爸爸是全家的顶梁柱,全靠他务农来养活一家人。知道他生了"重病"的消息后,我们全家感觉天都要塌了。”梁生的二女儿阿玲还记得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梁生有三个孩子,当时大女儿在读初中,阿玲在读小学,小儿子才二三岁。
那段时间,梁生常常感到肝区疼痛,但因为家贫的缘故,一直拖着没有治疗。直到全身皮肤发黄,消瘦了一大圈时,他才发觉大事不妙。
手术后他采用了新的治疗方案
1988年7月,梁生到了广州,慕名向刘超教授的恩师、已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区庆嘉教授求医,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肝癌中期。他并不清楚,一向身强力壮的自己为何会得肝癌。区庆嘉教授告诉他,这和他患乙肝多年有关。
“病毒性肝炎是肝癌的最主要诱因,其中乙肝病毒感染者罹患肝癌风险是非感染者的15-20倍。”据刘超教授介绍,在我国,乙肝相关性肝癌比例极高,约占总体肝癌的63.9%至90%。很多患者发病早期没有典型的症状或体征,等到感觉到肝区疼痛、出现黄疸时,大多已经到了中晚期,加上许多患者合并有肝硬化,可能失去外科手术机会。据有关统计,每100个肝癌患者中,仅有20人至30人在确诊时还有手术机会。
幸好,梁生获得了手术的机会,也意味着命运有可能被逆转。
1988年7月21日,区庆嘉教授在陈积圣教授的协助下,为他细致、完整地切除了肿瘤所在的左肝叶,并对脾动脉进行结扎。手术七天后,梁生开始使用抗肿瘤药——5-氟尿嘧啶(5-Fu)进行化疗。
在区庆嘉教授的坚持下,梁生接受了肝动脉灌注化疗。做出这个决定,对一位肝胆外科专家来说要冒着“失败”的风险。
肝动脉灌注化疗属于介入治疗的手段,通俗来说,相当于用药物就近给肿瘤组织“泡澡”,从而最大限度杀灭残存的肿瘤组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种治疗手段在肿瘤治疗领域属于新生事物。
一直到本世纪初,肝胆外科学界对“肝癌手术后是否配合采用肝动脉灌注化疗”,意见仍然不统一。受当时使用药物的限制,这种治疗手段被许多外科医生评价为“疗效不佳,没有必要使用”。但区庆嘉教授希望为病人放手一搏,穷尽一切可能,他力排众议,安排梁生进行了肝动脉灌注化疗。
一位老教授的超前眼光
术后半年,梁生回医院复查,肿瘤被抑制住了。随后的岁月里,他按照医生的叮嘱,注意养生,饮食节制,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三十多年。
2017年去世的区庆嘉教授,生前是华南肝胆外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要求外科医生术前必须回答八个问题:“病人得了什么疾病?病灶跟周围的关系怎么样?对患者全身重要器官的功能状态是否有全面的评估?做这个手术是否会超出患者的支付能力?手术指征是否明确?手术能否延长病人的生命、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和应对措施怎样?医生本人有没有能力完成这项手术?”这八个问题是区庆嘉对其临床经验的总结,在外科界广为流传,被后辈医生称为“区八条”。
“区老师的行医生涯,始终以病人为中心。他对肝癌的治疗有着超前的眼光,认为不能只靠外科医生的"柳叶刀"。”刘超表示,如今随着新药研发的进步,肝动脉灌注化疗的价值被医学界重新发现,并且在治疗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区庆嘉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他敏锐地觉察到,肝脏病的治疗仅靠外科是不行的,回国后立即筹建实验室,将免疫治疗引入肝肿瘤的治疗范畴。“我一入师门就被安排去研究细胞,当时觉得有点委屈和不解。”刘超教授回忆,时隔多年,随着肿瘤精准医学的发展,弟子们才意识到,区庆嘉的眼光超越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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