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端州试点工作成效初显 身边小事齐参与 社区治理有奔头
出头社区以“三包三服务”活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图为包干联系群众的党员在居民家走访。受访者供图
这边星湖社区，“星湖红”党员联合会、“星湖暖”志愿者协会行动起来，一抹“志愿红”走街串巷，帮忙疏导交通、清理卫生，走家入户，前来慰问老人、上门体检；那边出头社区，在村民代表的表决同意下，文康楼翻新改造工作紧锣密鼓，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即将脱胎面世。
今年肇庆提出要在全市探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试点工作，努力建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月4日，端州印发《肇庆市端州区探索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如今2个多月过去了，试点工作初显成效。记者走访发现，星湖社区“一核两会五主体”基础架构和出头社区“三日”制和“户长”制等制度实施已经铺开。结合各自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南方日报记者蓝单通讯员邱雪芬
星湖社区
以“一核两会五主体”联结多元城市社区
“"星湖红"党员联合会，从5月5号启动仪式之后，每个月每支队都开展了至少两场活动，还有楼长制，在社区14个无物业小区中全面推开，实现全覆盖。很多相熟的居民反映，觉得很多活动办得很不错。”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伍绮铭说，最近活动一场接一场，针对辖区主体多元化这一特点，社区利用志愿活动等，结合“创文”工作、“老旧小区改造”等，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宣传出去，慢慢影响居民。
据介绍，星湖社区是广东省宜居社区，环绕整个星湖景区，面积约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3万人，辖区社会活动单位（主体）多元化特征明显：城乡共存，青莲村坐落其中；商业体众多，有大型酒店、商场和大小商铺732间；社区和景区交融，辖区几乎覆盖整个星湖景区；老年场所聚集，市老年活动中心（老干部大学）和拟建的长者公园坐落在辖区。
多元化意味着兼容性要强，如何利用已有优势，让更多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星湖社区抓住的体系核心是“一核两会五主体”，以层层铺开的形式将散落的居民聚成一个核心。“一核”是指星湖社区党委。“两会”是指组建社区党员联合会，吸纳所有生活居住在星湖社区的党员入会；成立星湖社区志愿者协会，整合活动在辖区的各类志愿队伍。“五主体”是指城乡融合以社区居民和青莲村村民为主体；星湖商图以星湖国际广场为主体；银发服务以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长者公园）等为主体；平安智慧以湖滨派出所为主体；和美星湖以星湖管理局为主体。
具体到落实，立足居民分散、服务半径长的实际，星湖社区通过引领各领域党建“大融合”，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
比如“两会”中的“星湖红”党员联合会将党员吸纳入会后，根据特长分为了8支党员服务队伍，包括人民调解党员服务队、弘扬文化党员服务队、法律服务党员服务会、医疗保健党员服务队、关爱未成年人党员服务队、关爱老人党员服务队、阳光心理党员服务队和科普宣传党员服务队。
党员服务队在“八小时外”以“单位职工+在职居民”双重身份参与社区社会治理事项。
医疗保健党员服务队队长蔡健生是一名退休党员，退休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退休后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起了志愿者，为居民科普健康保健知识，提高健康素养。
“我们定期进社区开展咨询和义诊服务，通过这一活动拉进与居民之间的距离。”蔡健生说，服务队很多人都要上班，利用业余时间做志愿服务。
86岁的丘秀娟老人作为服务的享用者，激动地表达着对医疗保健党员服务队和关爱老人党员服务队到来的感谢。“现在很多人关心我们老人家，真是谢谢。”
而针对辖区内的无物业管理小区。“楼长制”的推行方便了小区停车、治安等问题的解决，楼长由党员认领、群众推荐、居民自荐、组织推荐产生，以小区楼栋为单位，负责协助小区的自治管理。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以前楼道的灯坏了很多天没人理，现在楼长会主动及时更换。小区停车也有序了，卫生也有人定期打扫。”青莲小区居民钟女士说。
作为社区工作人员，伍绮铭明显感到楼长制推行后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推动。“楼长可以把整楼栋的意见，集中到一个声音跟我们社区来反映，就不用我们家家户户的去跑了。”伍绮铭认为这就是一个共治共享的过程。
在社区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伍绮铭遇见过居民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包括宠物狗吵闹、遗产争夺纠纷等。“社区各方面的工作量很大，现在党员志愿者、楼长等的加入，缓解了我们的压力。”
目前，在星湖社区，结合创文工作，大大小小的志愿服务已经铺开，下一步，要推动的是居民的参与度。
在激发居民参与志愿活动方面，如今星湖社区也在推进“爱心银行”。居民通过开展志愿活动将“爱心”以积分方式存进“银行”，届时积分可以兑换牙膏、洗洁精等日用品，还可以兑换周末“星课堂”等精神奖励。
但在推进过程中，社区工作者坦言，目前居民还是享有服务比较多，而参与较少。他期待，通过志愿服务的铺开，让志愿服务这一观念渗透到居民的思想里面去，变为一种日常行动。
除了加强带动和提升外在动力外，有关专家提出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增强群众的公共责任，就是要形成“大事”“小事”和“私事”的合理边界，政府为群众办好大事，群众为自己的私事负责，而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小事，则由群众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合作办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政府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转到提升群众的自我组织能力上，而非过多介入群众自己可以办好的具体小事。
出头社区
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经济发展
与星湖社区这个城市社区不同，出头社区是在2013年由农村社区体制转变为“村改居”社区体制的。社区除居住用地外，还有出租经营的土地，主要业态有汽车销售、批发市场、餐饮娱乐业、特色民宿等。2019年，其两级经济总收入为5468.1万元，人均分配19262元/年。
“出头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是比较好的，这个社区2005年拿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还是广东省首批村务财务管理民主示范村。”城西街道组织员张嫣嫣说，像方案提出的“三日”制，其实出头社区之前一直执行五事（即提事、议事、定事、执事、告事）的民主议事决策程序和五会（即成员（股东）大会、成员（股东）代表会议、联席会议、理事会、监事会）管理制度。“该开会决议的就开会，该公开招标的就招标。”
“现在规范为"三日"制。”张嫣嫣介绍，“三日”制包括“1号”议事日制度，每月1日各支部书记和村小组长以上集中办公，召开办公会议，商讨各村小组村务事务，研判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每月3日为民主理财日，民主理财监督小组依法对财务进行审核；每月的最后一天设为“人人献策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在党群服务中心开设专区接待来访居民。
“这主要是因为出头社区是熟人社会，有集体经济，之前为了经济发展，制定了很多制度，而后经济发展起来后，居民也比较信服社区干部。”张嫣嫣说。
结合出头社区“自治”特色，出头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系的打造提出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居民的主体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经济发展。通过凝聚社区、挂点单位、商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合力，组建“1+2+N”党员联合会、建立了三包三服务制、“户长”制，最大化调动出头社区党员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据介绍，出头社区共520户，2678人，但社区党员仅有71人。“因为社区党员比较少，我们就联合挂点单位市税务局、区统计局，一起开展党建活动。”张嫣嫣说。
为了加强出头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出头社区以出头社区党总支为主轴，市税务局和区统计局2个市区挂点部门为成员，N个社区辖区内的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成立“1+2+N”党员联合会，实现出头社区党建全面覆盖，有效延伸社会治理的组织触角。
此外，为将社区每家每户都纳入到党组织联系服务网络中来。社区还开展了“三包三服务”活动。社区“两委”包干联系6个党支部，服务经济组织搞发展；6个党支部班子包干联系71名党员，服务党员促进乡村治理；71名党员包干联系512户群众，服务群众家庭树新风。
“三包三服务”活动的成效显于微处。
5月，出头社区党员钟鉴强和陈绪林一起走访居民，他们了解到，位于该社区的沥尾篮球场后侧休闲小公园内的儿童设施，因长时间日晒雨淋，出现损坏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随后，党员将问题反馈至社区，社区自筹资金将损坏的组合滑梯、跷跷板、2个摇摇马、拼装地板重新进行修整。带着孩子来玩的李女士说：“现在，重修过的小公园又成为附近居民带孩子玩耍的好地方。”
对于有基础的出头社区，谈及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点的难点，出头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梁伟明坦言，比起城市社区，出头社区多一个压力就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把民生建设起来。而没有实现经济目标，居民的信任度就会降低。”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社会治理与经济目标相关，但动员和组织群众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应该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更为丰富的实现机制，尤其是以党员激活为着力点，使党员成为群众自我组织中的关键群体，成为带领群众办好小事的积极力量。
■对话
肇庆学院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周友良博士：
探索制定让公众参与的
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不断提升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积极探索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肇庆市在推进试点工作中，成立了专家咨询团队，本期记者对话肇庆学院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周友良博士，探讨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点与难点。
记者：“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有哪些建设要点？
周友良：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哪些人参与”“怎么参与”“参与之后怎么享有”这三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这个“人人”的概念具体包含哪些人。其实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的要求中就已经明确，“人人”中包含的主体有党委、政府、社会、公民，再具体一些就是党员干部、党委政府公职人员、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普通群众。
其次，“怎么参与”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参与的各方，理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宣传中让他们理解这是在干一件什么事，先理解才能去参与。比如，让大家了解到，你们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小事和需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然后，要通过体制机制设置，明确党委、政府、社会、公民等主体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责任边界和角色定位，提升参与到治理中去的思维，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
最后，“参与之后怎么享有”，这个享有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要让大家看到未来。政府层面，在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时，获得老百姓更多的支持拥护。党员干部在参与中，可以获得组织上给予的一些荣誉，社会认同感等。而普通百姓，一方面享有安全保障，享受更加安全、安宁的社会，另外也在过程获得一些经济收益，比如参与经济组织、土地流转，在这过程中，获得收益。
记者：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的核心是什么？
周友良：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去激发，除了党政机关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普通居民去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激活体，那么它的实现就进了一大步。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激励与约束机制。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人的动力，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要解决的是谁去激励约束、对谁激励约束、怎样激励约束、向什么方向激励约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激励约束的问题。
另外，就要根据各地的特点，找到能让大家更好参与的带动主体，首先要有个杠杆，撬动大家的参与积极性。比如有集体经济收入的基层，就从经济组织入手带动参与；信服本地的乡贤，就让当地的乡贤和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带动参与。
记者：如何来理解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
周友良：很多人把乡村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过程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准确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社会治理，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安宁，老百姓在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有获得感、幸福感。而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点是产业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和乡村振兴不是一个强制联系。比如邻里之间出现矛盾纠纷，老百姓参与到调解的过程中，不必然和经济有联系。
但是，产业振兴，也是百姓以主人翁意识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的一种形式。如果能从中获得收益，那么将提升百姓的参与意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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