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开廉吏侯应遴□ 程红
封开县南丰镇侯村有一座气势宏伟的清代古牌坊，人称乡贤牌坊。建筑为木石结构，八柱三门三楼，花岗岩石柱，各柱斗栱五跳重翘，莲瓣状斗饰，檐檩撑桃，中门四柱脚嵌水波形大理石抱鼓，正门两侧阴刻对联：“鸢喜天飞，杨翎清芬荣绰楔；鱼欣渊跃，昭彰雅化耀灵祠。”横批：“鱼跃鸢飞”。背刻对联：“乡非阿好覃恩赐；贤有真修世泽垂。”横批：“光前裕后”。
南丰镇侯村乡贤古牌坊乃侯姓族人为纪念先祖侯应遴（又名侯夷庚）修建。侯应遴留下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祖训被侯村子孙奉为行事准则。
无论何时，能成为乡贤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明清时期，凡有品学德行的人，逝世后由大吏提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一般设于学宫内，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进入乡贤祠，俎豆千秋，光耀乡里，不仅是一个人一生的定论，更象征着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威望，关系着子孙后世家业的绵延。
“乡贤”的称谓，最早出现于东汉三国时期，时孔融为北海相，以贤士甄士然祀于社。乡贤之祀，也始于斯。从开始时将地方乡贤“命配于县社”，到隋唐时期“营立祠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入祀乡贤祠也需要经过官方极为严格地审定，一个比较通用的标准就是“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类：对国家和地方有重大贡献者；危难时刻，为国殉节之士；在教化与著述上有重大成就者；孝义善良，助人为乐者等等。
据县志记载，侯应遴（1580—1647），字佐熙，明代开建二都（今南丰）侯村人。明敏忠厚，处事和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拔贡。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任广西容县知县，主政六载，廉以持己，仁以恤民。值岁大饥，饿殍填沟壑，侯捐俸赈济，多方设法拯救，存活者数万。适逢藤县、北流两县缺官，其父老向当道请求兼摄，获准。所至皆有惠政，去后均立碑留念。辞官归里，倡迁学宫，修桥筑路，乐善为民。终年67岁，殁后入乡贤。
众所周知，万历年间，明朝的官僚体制已病入膏肓，皇帝、内阁、宦官相互掣肘，庙堂之高文恬武嬉，江湖之远哀鸿遍野。据正史不完全统计，万历年间较大范围的饥荒就有十四次之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官员能够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捐出俸禄，多方设策，赈済存活数万人，“临邑人民多致饥散，而容藤北之地嗷嗷可保。”当地人为侯应遴立生祠、加奉祀，这份殊荣其当之无愧。
侯应遴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担当不仅于此。据侯村乡贤祠碑记，他刚到容县赴任的时候，“其容县北也，粮多地瘠，逋欠难言。而侯设法去加耗，令自纳自投，不经需索之手，数月间遍邑屡年逋输，万余两一时完解。”碑文中说的“加耗”，是指唐以后历代政府在赋税征收时于正额之外所加收的附加税，以补偿征税手续费、杂费及保管解运过程中的损耗。起于五代后唐明宗时，规定民间纳米，每石加二升，名“鼠尾耗”。五代汉隐帝时，增为每石加二斗，名“省耗”。又有借口量米损失的“升斗耗”，堆放仓库损失的“仓场耗”等。在熔铸银两中，为弥补损耗而加收的份额，叫“火耗”。至宋，已名目繁多，不论税粮、税绢、税绵，都须征收加耗，有仓耗、鼠耗、省耗、官耗等等，元、明、清均沿之。税粮一斛按规定加耗一升，但实际往往超过限额。
清初承明旧制，官至极品俸银不过180两、禄米180斛，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仅45两。而一个地方官员，除了要养家糊口，还要聘请幕友、书吏、仆役、家丁等，过境官员的送往迎来、交际应酬，各种费用加起来，根本不是这点低微的俸禄所能应付的。
侯应遴“设法去加耗，令自纳自投，不经需索之手”，也意味着他要缩减自己的开支甚至“忍饥挨饿”，更关键的是，长期以来，“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而他一个小小的县官，敢于打破承袭千年之久的官场“潜规则”，所承担的风险和压力不言而喻。这样的勇气来自于这个小小县官对百姓的责任、对本职的忠诚，也来自于他熟读的孔孟之道、来自于侯氏一门的家风传承。
侯村乡贤祠正门的横批“鱼跃鸢飞”，语出《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毛传》：“言上下察也。”《孔颖达疏》：“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则鸢鸟得飞至于天以游翔，其下则鱼皆跳跃於渊中而喜乐。”在封建时代，一个清明的官员能深察民情，百姓方得安乐。乡贤牌坊上象征清廉的莲瓣状斗拱，正是对侯应遴生平的最为恰当的褒奖。
传承伏良家风，南丰镇侯村乡贤祠保存完好，如今已成为当地的社科普及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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