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官清赢得梦魂安”的理学大儒
清远飞来湖公园里的周敦颐雕像。南方日报记者曾亮超摄
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濂溪书院。何志军陈世洲摄
●郭珊
【评说周敦颐】
的确，听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鲜有人不知道出自周敦颐的《爱莲说》。
咏物以自况，语意双关，是我们的一项文化传统。如屈原颂橘，“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云云，表达了自己虽遭受谗言而赋闲，仍将橘树视为砥砺志节的榜样。如骆宾王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云云，以蝉的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来借喻自己的高洁品行无人能够理解。周敦颐选择了颂莲。莲，虽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不那么干净，露出水面之后却是不沾污浊。
《爱莲说》为后世所传诵，道理通达、字字珠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重要的还在于周敦颐心口如一、知行合一。论讲道理，历史上讲得比周敦颐动听的比比皆是，不过，相当多一部分言清行浊，如朱熹所概括：“叫他说廉，直是会说廉，叫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今天我们叫这种人为“两面人”，朱熹那时叫他们为“能言鹦鹉”，但知学舌而已。
周敦颐则不然。《宋史》本传载，周敦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具体来说，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举了一例：“先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苏，或视其家，止一敝箧，钱不满百。”
荀子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除其妖。”按照这个标准，周敦颐无疑属于国宝；国妖呢，不惟旁观者看得清楚，即口是心非者自己也心里有谱。
——潮白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提起周敦颐，许多人都会自然联想起《爱莲说》。这篇散文歌颂了莲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美好品质，让莲花成为中国古代君子人格的象征之一。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时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世称“濂溪先生”。他留下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等著作，“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对后世陆王“心学”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周敦颐去世后被追封为汝南伯，获得从祀孔庙之荣。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周敦颐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其“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张伯行《周子全书》序）的从政才干，以及坚持“知行合一”，洁身自爱，公正廉明的事迹史料，不断得以发掘和完善。而他在《通书》中提出的“立诚”“养心”“至公”“务实”等观点，从哲学层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因子源远流长，因而愈发受到各方重视。
明慎用刑深得民心
周敦颐出生于道州一个书香仕宦家庭，父亲周辅成志清行纯，知书能文，曾是宋真宗朝的进士，后辞官归隐。周敦颐少年时便汲汲于学，熟读四书五经。据传，十来岁时，他曾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岩洞——月岩内读书悟道，通过观察洞口之外月亮的形状变化，领悟出“太极阴阳”的雏形（参见度正《周敦颐年谱》）。青年时期的周敦颐，更是以“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博学”（吕陶《送周茂叔殿丞序·并诗》）闻名，一时间许多“老师宿儒、专门名家”都来访问求学。
天圣九年（1031年），周父去世，周敦颐随母亲入汴京，寄居在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家中。通过郑向的推荐，周敦颐不经科举而直接“荫补入仕”，由此涉足政坛。
任职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主簿期间，二十来岁的周敦颐将当时久久无法决断的悬案“一讯立辨”，一时间轰动乡邑，人们纷纷惊叹“老吏不如也”。（参见《宋史》本传）
因为在吏部的考核中广获好评，周敦颐获得了第一次升迁——提任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掌当地讼狱之事。当时，有一名囚犯罪不当死，而周敦颐的上司、转运使王逵以“酷悍”著称，意欲重判处死，无人敢与之争辩。唯独周敦颐挺身反对，坚称不应滥用极刑来取悦于上，甚至不惜以辞官相抗争。周敦颐严守律令、不惮威权的举动终于触动了王逵，囚犯幸免一死。
周敦颐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时，因此前善于“辨狱”、主持公道积累的口碑，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相迎，而当地的“富家大姓、黠吏恶少”则深感惴惴不安，不敢为非作歹。
周敦颐执法精严，可从其代表作《通书》中寻得思想上的根源。书中提到，治国不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还要“肃之以刑”，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大众的行为。同时在量刑时，考虑到世情错综复杂，又必须“慎刑”——只有“中正、明达、果断”的人，才能胜任掌管刑罚的职位，法律才能在治理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第三十六》）
嘉祐元年（1056年），周敦颐赴合州（今重庆合川）任判官。因其在任上清廉正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参见《宋史》本传）这表明周敦颐在百姓心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以莲为师去污自洁
在《通书》中，周敦颐除了探讨法治之外，还就一个人如何做到廉洁自律，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在《通书》开篇，他便指出“诚”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每个人应有的本质。“至诚”是周敦颐学说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也是一个人立身行事、明正己身的思想基础。在追求“至诚”的道路上，还需要“养心”，通过不断地修炼克制私欲，不为外物所惑，保持内心“静虚”，才能做到公正不阿，明通无碍。
周敦颐还认为，身为治理者，除了怀有“仁爱”之心，还需要做到“至公”和“务实”。“至公”即公平、公正，摈弃私心，维护公道，然后才能做到“公于己者公于人”。（《通书·公明第二十一》）施行德业善政，还有“名”“实”之别，“实胜，善也；名胜，耻也。”（《通书·务实第十四》）君子无论是德行还是事业，都要孜孜不倦，一步步落到实处，不浮夸，见实效，不能仅仅停留在“名”的层面。
嘉祐六年（1061年），英宗登极，周敦颐赴虔州（今江西赣州）赴任。根据宋代学者度正《周敦颐年谱》的考证，正是在这里，他写下流传千古的《爱莲说》，“以名节自砥砺”。（朱熹《先生事状》）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这既是水中莲花的特征，也蕴含着周敦颐对行为端正、节操高尚的君子风度的推崇。“出淤泥而不染”——莲花生长于污泥之中，却不染纤尘，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一个人都应保持人格独立，洁身自好，坚守正道；“濯清涟而不妖”——不因一时得志而变得心浮气躁，失去坚贞风骨。
《爱莲说》是周敦颐的代表作，也是他用一生描绘的一幅自画像。北宋中期，官场风气日趋腐败，周敦颐却始终不随波逐流。据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记载，为赴京师，周敦颐将其田产变卖以筹集盘缠。为官数十载，他“奉养至廉”，家无余财，所得俸禄皆分给宗族朋友，仅余少许招待宾客，哪怕家中连浓稠的粥都吃不上（“饘粥不给”），他也不以为意。在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知县任上，他一度染上暴疾，众人准备替他料理后事时，发现家中空空如也，一个小小的柜子便足以装载其生活用具，积蓄更是“钱不满百”。
周敦颐还曾写过一首诗：“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任所寄乡关故旧》）周敦颐在诗中表明，自己为官并非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布衣蔬食、简朴生活已是足够。自己之所以兢兢业业，不知疲惫，无非是想做个问心无愧的清官，睡得安稳罢了。
平息贪风广植桃李
熙宁元年（1068年），御史中丞吕公著等官员推荐周敦颐充任刑狱、钱谷等“繁难”官吏。吕公著等人在上奏的折子里评价周敦颐“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皆有治声”，更表示日后若周犯法入罪，自己甘愿与之同罪。（参见度正《周敦颐年谱》）受荐之下，年过半百的周敦颐以虞部郎中，出任广南东路（辖境相当于今广东贺江、罗定江、漠阳江以东地区）提点刑狱公事，主管该区域的司法、刑狱、监察、治安等政事。
在广东任职4年，周敦颐“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哪怕是荒崖绝岛、瘴疠之乡，都不辞劳苦，亲临其境，实地查访。在端州巡视时，他发现知州杜谘滥用职权大肆开采端溪砚石。了解事情原委后，周敦颐上报朝廷，请求颁布禁令，限制端州官员仅可取砚石二枚，极大减轻了当地百姓所受的盘剥之苦。（参见度正《周敦颐年谱》）
周敦颐还写有《拙赋》一篇，通过将官场中言多文饰、张扬夸大的“巧者”以及务实真诚、实事求是的“拙者”进行对比，态度鲜明地强调了为政者当崇拙去巧的态度，重申了“上下安顺，风清弊绝”的从政理想。
周敦颐奉行安贫乐道、至诚至善的人生哲学，乃至辞官后竟“贫不能归故里”。（参见度正《周敦颐年谱》）后来，他退居庐山，将堂前山溪命名为“濂溪”，其旁书堂则为“濂溪书堂”，以此寄托思乡之情。
如今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濂溪书院”，溯其源头，大多是周敦颐在当地任职时所建，或者是后人为纪念他而兴办的学堂。这些书院也是他每到一地均兴学重教、广植桃李的见证。在合州、郴县（今湖南郴州）等地任职期间，他整修官方校舍，亲自登台授课，著述劝学，在古代教育史上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周敦颐的人生大部分时间辗转江西、湖南、广东等地为官，担任的也多为主簿、县令、通判、知州等基层职位，但每到一地，他都“不卑小官，职思其忧”（朱熹《濂溪先生行实》），不因位居卑微而渎职丧志，而是尽心尽责，为造福一方而殚精竭虑。苏轼曾赋诗称赞“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茂叔先生濂溪诗呈次元仁弟》）名贤赋咏，也都“专美其清尚”。（祁宽《通书后跋》）这种淡泊名利、廉正守洁、真抓实干的品德，契合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也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史留下了又一座人格丰碑，让后世之人闻周敦颐之余风，“犹足以律贪”（黄庭坚《濂溪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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