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文/岑桑
1945年深秋，我告别贵州，回到久别了的梦绕魂牵的家乡。可喜的是祖母还健在，几位亲属都安好，大姊、二姊都在家乡教书，在马达加斯加的胞兄也常有写信回来，有时还附有一些侨汇。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可以。与一别多年的老家和亲爱的家人相聚，我深感欣慰而温馨，觉得再也不能离开这个家了。我改变了入读广西大学的打算，要改在广州上大学。
我父亲早已于十七年前病故于香港，他早年租用一艘有篷小船运往四会藏匿的“宝贝”已无从追索。如果说，父亲还不无给我留下一些“余荫”的话，那就只能把他留在书房里的几箱书拿来算数。小小一艘乌篷船，载不了他要运走的所有“宝贝”。身份较低的其他“乘客”也就只好“向隅”了。我把因“向隅”而得以苟存的那几大箱东西翻出来看，其中竟然还有康有为的大幅书法“墨宝”、高奇峰赐赠的一幅鹰隼……然而令我狂喜的，还不是这一类几十年后可以换成豪宅的“浓荫”，而是几个大木箱里的许多中外文学名著。我为这“伟大发现”乐不可支。
向当年的父亲学样，我也借来一艘草艇，把自己的“伟大发现”运出了在广州的家。
那时广州招考的高校中，只有广东省法商学院社会学系较为接近我的意向。我报考并被录取，在该校社会学系一年级念了一年；翌年暑假，从远地迁回广州的中山大学招考转学试，我报考，也考上了；于同年9月转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二年级，一直读至1949年，在该校毕业。
大学四年，我都与父亲那些“余荫”为伍，还不断到书店“打书钉”，口袋里有钱，都不惜用来购进心爱的新书。这时我已深为文学的魅力所迷。读到的中外优秀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了。令我特别着迷的是印度泰戈尔、法国安德烈·纪德的散文诗，智利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苏联爱伦堡的国际随笔，美国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的小说也是我爱不释手的读物……我几乎读遍了所能找到的这些作家作品的中译本。对他们说的故事中的教诲和嘉言隽语记得一清二楚。
我真的深为文学的魅力所迷了。那时广州有一份《建国日报》，该报每日都刊出一份名为《国风》的副刊。《国风》以刊载随笔为主，每周都出一份文艺版，发表文艺作品，颇受青年读者欢迎。我因为《国风》的内容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多有揭露和贬斥，带有进步色彩，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向它投起稿来。
当时《国风》的编者是陈子殷。他对我的文稿颇为赏识，于是约见，见我时说想不到我还是个年纪轻轻的学生哥儿，给我多方鼓励。此后我给《国风》写得越来越多了。陈子殷离开《国风》后的几年间，接他棒的先后有魏敬群、黄向青。他两位都因为我是《国风》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和我交上朋友。这两位进步朋友与我相交甚笃，我为《国风》所撰的文稿自然也越来越多。到广州解放前，我在《国风》发表的诗文已近百篇。新中国成立后，魏、黄两位都在《南方日报》工作。黄向青成为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参加工作的介绍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主编《国风》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
如果说，是给我留下几大木箱“余荫”的父亲，和《国风》的先后几位“主编”一起把我扛进文学之门的，也不见得错到哪里去。要是没有父亲那些“余荫”的滋养和启示，没有《国风》这个平台给我的鼓舞和磨砺，我是未必会被文学的魅力所迷一至于此，也未必会有勇气和信心以“笔耕”为终身事业的。
（作者系南粤出版名家、广东文学名家岑桑。本文节选自其新作《毕生都要亲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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