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迷倒众生的翠绿曾从蔚蓝波涛中上岸
清代翠白菜式花插 故宫博物院藏
世界各国，最爱翡翠的莫过于中国。在传统中国文化里，翡翠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意象。中国玉文化在明末清初之前是以和田玉（软玉）为主导的。明末清初翡翠开始涌入中国，但直到清朝中晚期，才发展成为与主流软玉文化明显不同的文化式样。
专家指出，“翡翠”或“翠”在中国古代的指意与今天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内涵摇摆也很大。大概直到宋代时，“翡翠”指的仍不是今天的“缅甸玉”，但明代徐霞客说的“翠生石”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翡翠”了。
虽然有学者认为翡翠在2500年前就已经传入中国，但这种外来矿物大量输入中国是从明朝开始的看法，目前来看是比较稳妥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广东）地区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大大被人所低估。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粤海关进口记录提供关键证据
从广东的范围来看，广州玉器墟、揭阳阳美、南海平洲、肇庆四会分别为我国现代翡翠最重要的贸易加工集聚地，据称这四个地区加工批发的翡翠玉器占我国翡翠玉器市场70%以上的份额。这不免牵出一个问题：既然云南是历史上公认的翡翠贸易中心，那么广东如此规模的翡翠加工、销售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呢？广东在翡翠交易史上，是否还有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故事？
中山大学的杨萍、丘志力等几位学者近年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广东（广州）是我国清代晚期最重要的翡翠贸易口岸。他们进一步提出，广东翡翠贸易自清代开始已经颇具规模，广东人早在清代初期就是缅甸翡翠重要的交易群体。不过要证明这一点一直以来都不容易，主要是相关的确切证据太少，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比如当时的翡翠运输，除了陆路之外，海路的情况怎么样？
2006年，几位学者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微缩胶片《粤海关志》中发现了1877年~1896年广州海关贸易季报的原始资料，该资料对1877年和1878年每一季度的进出口贸易情况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与过去四年的进出口量分篇章进行了比较，当中就包括了对“jadestone（硬玉）”原料贸易的情况。从笔迹等判断，这份记录的记录者应该是外国人。
此前很久，在粤海关的记录中，中国传统的软玉就已经用“nephrite（软玉）”来标识，而且考虑到当时国内对进口除软玉和翡翠之外的其他“玉石”的需求并不强烈，所以很有理由推断，这些“jadestone（硬玉）”指的就是翡翠。
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些旁证中得到证明，比如有缅甸学者就指出，“1831年~1940年缅甸大部分经验丰富的中国翡翠商人都来自广东，大部分的翡翠原料也出口至广东”。
海上曾有一条“玉石交通线”
今天，即使对宝玉石没有太多了解的人，也知道最好的翡翠出自缅甸，中国人在缅甸的翡翠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清代，缅甸开采的翡翠主要进入中国大陆，这并非突然出现的贸易路线，而是和历史上两国之间悠久的商业往来有密切的关系。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学者林锡星指出，中国和缅甸最早往来至迟可追溯到公元前122年，“中、缅、印三国之间在公元前就存在一条陆路通道。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互市贸易很频繁。据历史记载,从西汉至元末，上下千余年，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是通行无阻的”。
而除了大家熟知的西南地区与缅甸的陆路交通，两国之间还有一条海上交通线：从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内河航道抵永昌，再转到中国内地，“早在公元前140—87年，中国人就从广东远航丹那沙林、卑谬、蒲甘等城镇进行通商贸易。”林锡星还进一步指出，“东汉时，云南永昌成为我国西南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区,海路则以广东为基地。经缅甸进入中国的货物有：象牙、犀牛角、光珠、翡翠、孔雀和猩猩等；中国输往缅甸或由缅甸转口的主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丝绸和土特产品。”
元明之后，中缅贸易的重点是玉石，云南设立了专门负责采办缅甸宝物的太监，大批华侨也在八莫等缅甸城市聚集，做玉石收购与转运。入清，据1795年英国人赛姆斯记载，城外的河边已有“缅王码头”和“中国码头”。按当时缅甸王国的海关条例，中国的帆船均受到豁免各项赋税的优待。
林锡星指出，华人的帆船一直到19世纪末叶仍行驶仰光及其他南缅各港口，直至洋船业兴起时为止。这一时期去仰光的中国帆船以粤闽帮为最多，粤帮的帆船有：广悦兴船、广和兴船、三合公司船、万利兴船、永义成船、广衡昌船、广连昌船、义合源丰船、万财利船、万兴利船、万成利船、利源船、沈义合船、万成船、广源船等。可见广东商人、华侨在促进中缅之间海上贸易的往来方面，贡献是很大的。
晚清时期为何钟情翡翠
从错综复杂的商业行为中估出清代或清中晚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翡翠数量，是件很难的事。不仅因为原始记录严重缺乏，而且还有各种不规范名称带来的混乱情况。
丘志力等学者引缅甸学者的研究指出，翡翠在缅甸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是在Konbaung（贡榜）时期(1782-1819年)，其时翡翠由华人垄断开采，“但关于该时期开采及贸易的数据目前尚未见任何记录”。林锡星曾特别写道：“1861年，第一艘广东籍的商船由海路经仰光沿伊洛瓦底江北上，到曼德勒采购玉石运回广州。”一些学者指出，如果此说确凿，那么可视为翡翠开始大量进入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缅甸的翡翠原生矿发现于1871年左右。前文所述的粤海关记录中的“jadestone（硬玉）”的进口量，除了1873年，基本在100~200吨之间。谷娴子、杨萍、丘志力等学者取其平均值的1/10作为粗略的基准，估算1872年~1911年经由广州海关进口的翡翠原料应在6500吨以上。这个数量其实已经相当大了。
诚然，由于地利之便，云南一直是翡翠等缅甸主要物产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之一。不过陆地马帮运输有其劣势，比如道路难行、地方武装众多等，海路运输虽不能完全摆脱以上问题，但总体而言受影响相对较弱。英国人市赛尔在所著《东南亚的中国》中提道“有船自勐拱运走大批玉石，石块大到三人才能举起”。虽然不能断言这个船就是广东船，但显然海上运输在翡翠出口中，是一条成熟的途径。
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掌权，她对“君子之宝”的和田玉器并无多大兴趣，对颜色丰富多彩、娇艳华贵的“绿玉”却钟情有加，不断向织造、盐政和各地海关索贡。清宫造办处按照她的旨意制作了大量首饰。光绪末年，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述，当时北京玻璃厂“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丘志力等指出，目前我国故宫及民间所见的清代翡翠玉器，绝大部分均为慈禧太后特别珍爱的扁方、簪、坠、戒指、手镯和佩饰等翡翠玉器饰物，而非关乎朝廷礼制的玉石重器，可见翡翠的确是在慈禧时期才从民间走向宫廷，成为玉石新贵。
为什么在当时会发生从“和田玉”到“翡翠”的转变呢？丘志力等学者认为，晚清社会变革激烈，和田玉所代表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产生了动摇，而西方的审美观，随着西洋油画、自鸣钟、怀表等一起进入清代宫廷。有玉的质地、颜色丰富而富于变化的翡翠，正好填补了皇室和贵族微妙的审美心理变化的空档，从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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