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文友吴卓贤
毛勇强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这个怀念先人、故人的时节，使我想起了已辞世多年的文友吴卓贤先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吴卓贤是化州市林尘镇山心村人。他出身于富贵人家，祖上和父亲都是读书人。他父亲吴健是解放前的高中毕业生，因为品学兼优，被化州一中聘请担任语文教员。高中毕业生教高中，在四乡八邻颇有名气，一时被传为美谈。由于其父博学多才，语文造诣较高，被人们誉为“活字典”。遗憾的是，解放后，他家被划为地主成份。祸由此生：吴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被投进监狱。吴卓贤的母亲早已去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吴卓贤只好跟随在肇庆封开县教书的大姐生活。吴卓贤从小聪明伶俐，才智过人，记忆力超群，逗人喜爱。因此，家姐对他关爱有加，决心将唯一的弟弟培养成为出类拔萃，为家争光的男子汉。于是，卓贤在封开读书，开始了异乡求学的历程。小卓贤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故而读书“无所用心”，经常处于吊儿郎当的状态，但每到期中测验、期末考试，只是突击复习几天，便稳坐班中或全级的“第一把交椅”。更令人称奇的是，还在读初中时，他已学会了作曲、填词，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打弹唱，尤其擅长拉二胡、弹秦琴，还写得一手好字，真是多才多艺。小卓贤富有读书的悟性，如果一如既往地念下去，考上名牌大学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可惜“遗憾”也降落到吴卓贤的身上。读初二时，他和校长的儿子产生矛盾，后发展到拳脚相向。初中学生打架，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可是，卓贤的姐姐觉得弟弟有点难管，又得罪了校长，反复掂量，再三思考，来了个“缓兵之计”：让卓贤回老家，让风波过去后再复学。
也许这就是命运！
辍学后，坎坷、曲折已在“等”着吴卓贤。年仅15岁的他，回到久别的家乡时，成为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解放后，他祖上和父亲的房屋、财产已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吴卓贤真的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无产者”。而且他父亲还在服刑，根本不知道儿子的情况。在村中好心人的帮助下，征得贫下中农的同意，卓贤在自家被没收的房屋的走廊搭了一个小棚架，作为栖身之所。从此，小卓贤成了生产队的一名小社员。虽然他按时出工，吃苦耐劳，但是由于年纪小，又是文弱书生，他的工分是社员中最低的。因此，竟然不能养活自己，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天天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有时靠村中有同情心的人接济，有时靠亲戚帮助，有时只好干起小偷的勾当。一次，他几天未正常吃过东西，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偷了生产队的几条番薯，结果被人赃并获。于是，小社员吴卓贤被五花大绑，挂牌游村，受尽了凌辱。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转眼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当时，吴卓贤24岁了，经过多年的积累，拥有了一批各类书籍，其中鲁迅先生的著作有几十本。平时，村中乃至外村有文化的人经常找吴卓贤借阅书本。曾几何时，吴卓贤以此为自豪！但在“文革”声势浩大、势如破竹的破“四旧”运动中，吴卓贤的藏书被红卫兵收缴，并被付之一炬，亲眼看到自己多年的藏书被焚毁，吴卓贤当众大哭，并与红卫兵论理。结果，他被送去公社收容所，管理人员问他：你为什么被扭送？吴卓贤幽默地回答：“犯了可恶罪！”关了一段时间后，公社有关领导觉得关一个毛头小伙，没有什么价值，而且还要管他的伙食（因为没有人为吴卓贤送饭），只好将他释放了。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1976年金秋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吴卓贤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第二次解放，被人们称为“地主仔”的他苦难熬到了尽头。他父亲的地主分子的帽子被摘除，改称为社员，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社员。此后，父老乡亲、亲戚朋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不再歧视他，还和他友好相处。吴卓贤觉得扬眉吐气，精神振奋，一改以前的谨言慎行、小心翼翼的个性，变得朝气蓬勃，心潮澎湃。他将尘封已久的二胡找出来，邀约父老乡亲到他家作客，献上他的“拿手好戏”：《旱天雷》《平湖秋月》《二泉映月》等，大家听得如醉如痴，心花怒放，赞不绝口！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是1976年响彻云霄的口号，吴卓贤也觉得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可以放飞理想了。于是，他每天起早摸黑地辛勤劳作，经常到深山大岭砍柴卖，还发挥自己的专长，编织蔑货拉到化州街摆卖，省吃俭用，重新购买了一批书籍，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工夫不负有心人，短短的几年时间，他的《大嶂岭抒情》《丽山纪胜》《丽山走笔》《丽山石景》《化州三奇八景》《险过剃头的来历》等一批作品频频见诸报端，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文采飞扬，带有浓郁的乡土味，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他还不时作曲、填词，硕果颇丰，《贺新年》《山乡巨变》等作品被省市报刊采用。在人才奇缺、文化断层的年代，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因此，也引起了县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县文化馆曾派人前往山心村看望他，对他身居山村，不忘写作的精神给予表扬，还给他送了一批书籍、采访本和稿纸，鼓励他再接再厉，辛勤耕耘，多出精品，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此后，吴卓贤对自己充满自信，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曾经对我说：作为一个读书人，没有拿到大学文凭是一生的痛。1984年，他报读了中山大学中文刊授。一次，他去化州二中参加考试，由于他未老先衰，穿着土气，头戴大竹帽，手背关草袋，脚穿拖鞋，监考老师以为他是“闲杂人等”，不让他进考场。后来，吴卓贤从关草袋里摸出准考证，才消除了误会。凭着聪明、勤奋、毅力，三年后吴卓贤终于拿到了中山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圆了多年的大学梦。他曾自豪地对我说：与他一起报读的人数以千计，但是按时拿到含金量100%文凭的只有几个人！
有一年，我到山心村探朋友，这位朋友十分热心，满腔热情地介绍我与吴卓贤相识。其时，吴卓贤的生活状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善：建起了三间平房，与刑满释放的父亲一起生活。吴卓贤特意带我到他的卧室兼书房坐坐，虽然是斗室，没有现代化的家具、电器，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充满书卷气：简易的书架放满了各类书籍，还有好几十本名著放在办公桌的两旁，只留一点地方写作。那位朋友说：吴卓贤对鲁迅十分崇拜，不仅购买了大量鲁迅的著作，还每天阅读，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鲁迅的很多名篇，他都倒背如流。我随手拿了一本鲁迅的著作，找到我曾经学过的《纪念刘和珍君》，叫他背开头的两段。他清了清嗓子，一字不差地背诵，真是滚瓜烂熟，使我大为惊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后，我和这位“乡土作家”交上了朋友，偶有书信来往，他也专门去我老家探过我。那时，我刚从知青农场回城不久，在经济状况一般的情况下，也给予过他一些资助，主要是陪他到书店买书送给他。对此，他非常感激。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开封的信件。原来卓贤兄的家姐记挂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家的弟弟，于是再度叫他跟随自己生活，还为他在剧团谋了一份临时工，使卓贤既发挥了吹拉弹唱的专长，又有微薄的收入。遗憾的是，也许是家庭的变故、生活的压力、风雨的人生，致使吴卓贤积劳成疾。1996年，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乡土作家”不幸去世了，终年54岁。真是天妒英才，太可惜了！
吴卓贤先生，但愿你在天国一路走好！作为文友，我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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