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江桥的价值
文/郝伟
半江桥，在三水河口，建于1936年。这座桥只建到江的中间，所以叫“半江桥”。桥是主政广东的余汉谋授意建造的。
余汉谋建桥的动机，据《三水县志》，是想建一座“军桥”，作军运之用。三水的河口，地临西、北、绥三江汇流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唐代就有武官率水师在此镇守。1936年的余汉谋，是国民政府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他要在此修建一座军桥，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桥修好之后，并没有作军运之用。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余汉谋修桥另有动因。
据民间传说，余汉谋在此修桥，是为了方便余母到广州探望他。
余汉谋是肇庆人，余母从肇庆到广州，先要坐船到河口，在此转乘广三铁路抵广州。河口在三江交汇处，每年春夏期间，三江水涨，不仅会溢出堤岸，还能将远处河口圩的街道淹没；到了秋冬两季，河水回落，水面又距河岸很远。无论水涨水落，船舶都无法泊岸。旅客和货物要在此上落，就只能依靠小艇，送到河中的客轮或货轮上，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余汉谋才想在此修桥。半江桥由江岸向南伸出至江心，江心终端建成三层，水涨时，人或货可从桥面上落，水浅时则在下层上落，从此，余母来往既方便又安全。
民间的传说，虽然很难核实，但情理上是说得通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决策者也不例外。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决策者个人的利益，就会成为决策的首要依据。余汉谋修建半江桥，也可以这样理解：让余汉谋起心动念的，是方便余母的往来;给出“军用”的理由，只是为了名正言顺。
但民间并没有因此而指责。因为半江桥的受益者，并非余母一人，更多的是来来往往的商旅，自从有了半江桥，这里就成为一个喧闹的所在，河口镇也因此更加繁华，被誉为“小广州”。所以，不仅没有人指责余汉谋的“私心”，还有人称此桥为“孝母桥”，言语间颇有褒奖的意味。
余汉谋心里怎么想的，因为资料缺乏，谁也不知道。假设余汉谋就是借“军用”之名修桥，实为方便余母的来往，我们该怎么评价他的行为呢？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评价一个人做事，是看动机还是看效果？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以法家代表，主张不要追问动机，要看效果。只要效果好，就应该肯定，给予赞扬。另一派以儒家为代表，强调动机。动机好，就算做错了，也是可以谅解的；动机不纯，就算效果好，也不能肯定，更不能赞扬。两派都有很多粉丝，难分胜负高低。
按照法家的立场，余汉谋修半江桥，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民间舆论也正是如此。不过，儒家的主张看似迂腐，但仔细琢磨，也有道理：决策者处于公心，尚不能保证决策正确，倘若以私心为念，那决策出错的概率会更高、危害会更大。像半江桥这样公私兼顾的例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私心和公利是对立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倘若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掌权者的私欲必定会膨胀，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决策者会为一己之私利，不惜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样的例子，懂点历史知识的、有点生活阅历的人，都不难想出一些。所以，儒家主张追问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今的半江桥，已不再是交通工具，而是被保护的文物。喧闹远去，繁华褪尽，半江桥的思想价值，却逐渐显露出来：既然自利是人的天性，决策者私心不能被根除，只能被约束，那么，一套有效的决策监督机制，就显得很重要，如何设计这套制度？如何让这套制度落地生根？如果半江桥能引起人们思考这些问题，进而将这些思考转换成现实的制度建设，那么半江桥的思想价值，就远远大于它的交通价值和文物价值。
（作者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师，佛山历史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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