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与体验中融汇中西 《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结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与广东省两位获奖者王琴（左）和黎保荣合影。

图片由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提供

●黎保荣

谈到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就需要思考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键词选择的原因。

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有不少，之所以选择“启蒙”“科学”“人文主义”这三个关键词，是因为这几个关键词既具有代表性而又能融汇中西古今，它们貌似来自异域，但实际上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汁液。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启蒙”是总论（政治、人文），后两者是分论，“科学”是从科学、文化角度来说，“人文主义”是从人性、个体来探讨。三个关键词有一条贯穿的红线，就是被遮蔽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蕴。换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受的先进观念，表面上来自西方，但从深层来看，对其翻译、理解与表达则是包含着中国文化精神，即中国现代作家如士大夫一样具有精英意识、忧患意识，尤其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胡适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发言非常具有说服力：带着“西方色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加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揭开外来的遮蔽，还原传统的本真，这就是启蒙的复杂性，即“中国式的启蒙运动”。

这几个关键词都是建立在中国与西方（外国）、传统与现代，或者个人与社会、生命体验与理性宣扬的基础上的，准确而言是建立在探询二者的缝隙的思辨性的基础上的。如何追溯这些缝隙的发生，还原这些缝隙的语境，探索这些缝隙的意义，挑战这些缝隙的问题，质疑这些缝隙的定论，拓展这些缝隙的空间，辨析这些缝隙的变异，追问这些缝隙的功能，提炼这些缝隙的当下性，都非常值得学界去探究。

第二个问题是关键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研究属于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它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思想方式。可以说一个关键词就意味着一种思想观念，但是这种思想观念（关键思想）不只是思想本身，它与历史、时代、文化、传统、体验等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首先，一个关键词就意味着一种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有的学者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关键的概念，它们隐含了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信息，或者成为复杂的历史脉络的聚合之处。提到这些关键性的概念如同提纲挈领地掌握这个时代。因此，阐释这些概念也就是从某一个方面阐释一个时代。”对“启蒙”“科学”“人文主义”这几个关键词的爬梳，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现代史。故此，关键词本身的历史气息甚为明显。

其次，一个关键词就意味着一种文化蕴含。

语言承载着文化也表述着文化，一个关键词（概念）与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就必须理清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关系。说到底传统不是“断裂”，而是“生长”（李怡语），再多的外来文化食粮（外力）都需要中国的胃（内功、传统）去消化，才能成为营养；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树上嫁接上外来文化的枝条，但树还是中国这棵树，土地还是中国这片土地。另一方面，我们理应辨析中西文化交流的“度”，就是在交流的时候不失自我，拒绝食古不化，也反对食洋不化。鉴于此，我们要挖掘这些关键词翻译、传播到中国之后的意义变异性，并且重新审视其被“误读”的诱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除了语言隔阂或者粗枝大叶而产生的歧解，或许还存在着有意的误读。这种误读可能是"影响的焦虑"之下的反抗，也可能是根据本土语境作出的某种修正。这时，误读有可能形成一种理论的"接力"。”正因如此，我们对“启蒙”“科学”“人文主义”在西方与中国的内涵都进行了辨析，还原其中国传统的意义底蕴，揭示出西方意义的变异性与中国意义的顽强性、生长性。

再次，一个关键词就意味着一种生命体验。

舍勒说：“词语意义还有一种力量——确定我们在自身体验和他人体验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这种体验可以是文化体验，也可以是生存体验。

就文化体验而言，就拿当时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接触欧美和日本文化文学的国内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被异域或异域文化所熏陶，其起初的感受与体验就是来自异域的陌生、新奇的语言，这种文化语言（文化关键词）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体验，或者是由于陌生而来的抗拒与疏离，或者是由于新奇而来的选择与接受，无论如何，异质性的文化以语言的方式切入中国人的文化体验，用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这一种文化体验，它也就能被经历该体验的个人所感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作为回忆共同体而建立的社会群体主要从两方面来保存自己的过去：独特性和持久性。”

而就生存体验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是带着生命的蒸汽的东西。笔者之所以还选择了“人文主义”这个融合人性与个体的关键词，旨在通过“人文主义”来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对西方人文主义的接受、淡化与疏离，逐渐回归中国传统的合群与务实的这一演变历程，它貌似存在着跨文化的桥梁，但实则让我们更能感受中国现代作家更直接、更强烈的生存体验，就像感受鲁迅的“反抗绝望”“孤绝”，创造社作家的“情绪”一样，就像雷蒙·威廉斯除了企图通过关键词来了解“文化”“社会”之外，还强调“"在此刻"去思索其内在的演变与结构”一样。所谓“在此刻”，很明显带着作者的生存体验与个人思辨，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寻找的一个阐释关键词的较佳契合点。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新文学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并非是一种人们想象中的"西化"历程，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化西"历程；新文学作家以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充分运用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溶解力……借助西方概念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故此，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关键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深层联系，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化西”的作用，如此将文化更新、文化认同、文化记忆与生命体验相结合，也许才是研究关键词的较为理性的态度。

获奖者简介

黎保荣男，70后文艺评论家，2009年博士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任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近年著述颇丰，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1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和收录；出版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多部，曾获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艺术类），第三届“啄木鸟杯”年度优秀文艺评论奖（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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