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出了在空间的一体化上，如何从与中国内陆相对的海洋的视野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协同发展，以及内陆与海洋的大循环；同时也道出了在古今一体视角上，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大湾区乃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一部分，即大湾区从何而来。
一、国家战略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对于美国湾区的超越
粤港澳大湾区的正式提出，是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一大湾区发展的基础性文件正式发布；2019年8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2020年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印发。从一个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及其加速发展，乃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的战略谋划，这也显示了中国对于自己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不是广东自己的事情，也不是大湾区本身力量就能促成的，而一定是国家战略在大湾区发展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大湾区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在举国层面全方位的战略与政策支持。
立足两个大局的新形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要把大湾区所具有的创新动能发挥到最大，是中国自身从高速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当要以高质量的创新驱动发展来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入中高端时，面对逆全球化风险、面临个别国家的封锁打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更要提速，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大。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东岸的纽约湾区、西岸的旧金山湾区都是在历史中慢慢发展而成的。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时间上呈加速度发展，在空间上更是不同于美国两大湾区。按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说法，中国是在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所联结构成的世界岛上，世界岛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国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时间和空间上依靠的是什么呢？是靠巨大的纵深。
首先是历史的纵深，大国不能没有历史，这是中国作为今天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与美国作为最新的大国的根本差异所在。唐宋以来中国的发展从北方推向南方，从内陆推向海洋，从开发长三角再到开发珠三角。内陆是往内部看，海洋则是往外看。内外所构成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成为整体。巨大的纵深的另一层意义，是粤港澳大湾区所辐射的广大腹地的交汇。大湾区连接了沿海与海洋、沿海与内陆、大陆与岛屿、半岛与海洋。广大腹地的交汇，首先是湾区与泛湾区，即与两翼的粤西湛江、粤东汕头以及粤北清远的泛湾区的交汇；其次是以历史上形成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作为西南、中南腹地的交汇，大湾区要带动中南的广西、西南的贵州、云南等地区的发展；再次是往南辐射，辐射东南亚、南亚。东南亚成为中国巨大的海外市场，东南亚国家也会意识到中国这一大国所具有的区域稳定与发展的力量。同时，辐射非洲这一广阔的新市场；往北边辐射则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东北亚、俄罗斯；往海洋延伸则是美国、欧洲。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如此众多腹地的连接点上，这是美国两大湾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宏观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南方之表，而其所辐射的中国广大内陆、腹地则构成巨大之里。从微观而言，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大局中，双城联动、比翼双飞的深圳、广州又构成表、里的关系，即广州是深圳的腹地；同时构成新、老的关系，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是老城市迸发新活力，深圳则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这一老一新，就如同北京的老城与雄安新区的新城建设之为“千年大计”。一北一南，在国家战略上遥相呼应。
粤港澳大湾区是将科技创新的中心与金融创新的中心以及新制造的中心三者结合在一起。而观之美国两大湾区，纽约湾区优势在金融，旧金山湾区优势在科技，二者相对是分割的。纽约金融的片面发展、过度追逐资本的全球利益最大化也给自身带来一次次金融危机；主要依托科技创新的旧金山湾区，东边横亘沙漠，与其东部难以形成协同。而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与各大腹地的交汇，则使其具有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驱动的天然优势。
中国文明作为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追求的是“可大可久之道”，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正是对于新的“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粤港澳大湾区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同时面向内陆与海洋的辐射力，正显示出其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极具想象力。
二、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商业灵活性以及创新紧迫感
唐以降，广州作为南方门户、枢纽，形成了近两千年的发达商业文化传统。商业的底层逻辑是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首先生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谋求第二步的发展、壮大。严酷的市场竞争也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活力与经济动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发展能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区域所在，离不开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所具有的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广交会”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
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珠三角固有的活力与动能。我们看到最初广东人由于土地的压力而被逼出来挑着货担到邻省农村收购鸡毛，我们看到顺德等地的民营小家电是如何在模仿学习中由小到大不断壮大，看到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人群涌入广东求发展，看到华为等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搏杀中如何在科技竞争中通过竞争而学习竞争，从农村包围城市，由弱变强。我们看到珠三角的商业文明传统所具有的《周易》乾卦所说的“见群龙无首，吉”，以及各类民营大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遍地开花。同时也看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搏杀中自然形成的代表性的以大企业为主所构成的生态链，其中有代表数字文明的华为、中兴、腾讯、大疆，代表工业文明的格力、美的、比亚迪等。
美国学者马克·扎卡里·泰勒在《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中提出美国等国家的国家创新力是来自外部敌人的不安全感造就了其创新，这就是他所说的“创新不安全感”。明清以来，由于土地、人口等压力，北方山西商人走西口，南方的广东则下南洋，他们不只是下到东南亚，更远至非洲岛国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众多海外华侨的投资。现在面对国际形势、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面对个别国家的施压封锁，我们对于“创新不安全感”会有更深的体会，这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要加速发展且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上突破封锁的动力所在。因此，立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广州要用好千年商都的优势，以创新紧迫感使命感驱动发展，更好发挥核心引擎功能。
三、“执两用中”与未来文明想象力：科技湾区另一端的人文湾区、休闲湾区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可能再次领先世界，重回世界中心。未来大国的博弈，科技是主战场之一。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承担了国家科技创新的国家使命，尤其体现在作为数字文明代表的深圳、广州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以及作为工业文明代表的东莞的先进制造业上。有数据表明，在全国50个5G商用城市中，广州、深圳的5G网络覆盖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科技创新的最底层结构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底层结构又是以数学为基础的数、理、化，其次是工艺作为实践知识的常年实验、实践的累积，这两块都是我们目前的短板。科技需要产业转化，需要工业规模化、市场化，要形成完整产业链的生态系统。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还需要科技政策管理者、科研机构管理者、科技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组织力。所以科技绝不是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还有超越科技之上的战略与管理。不管是科学精神，还是科技的领导力，都离不开人文教养。人文湾区不是点缀，而是具有实质性的。
西方的科技创新精神出自个人主义，而中国的科技创新精神的动力则来自中国文明深处的家国情怀。科学由于强调纯粹客观性，容易荡而不返，科研工作者需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深厚的家国意识正是真正能安身立命所在，而这是人文、文史哲、中国文明原典所能提供的。
用“苹果”改变世界的乔布斯所长不在技术，他喜欢禅宗、艺术，这也是他能超出纯技术者的思维，而将苹果手机做成了具有艺术品、奢侈品特性的电子产品的动力所在，从而塑造了苹果的美学。广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大港口，今天我们要深刻思考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向外输出的丝绸、瓷器具有何种性质？穿越现象抵达本质，唐宋的丝绸、瓷器与今天的苹果手机相似，即都属于具有高技术含量的艺术品、奢侈品，差别只不过一个属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时代，一个属于农业文明时代。丝绸、瓷器代表着农业文明时代的高端材料与技术，这在本质上与手机的高端芯片没有差别。丝绸、瓷器、茶叶，还是领先的材料、技术与艺术、设计的结合。今天我们要深刻思考“一带一路”中国输出的丝绸、瓷器、茶叶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背后的原理。
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要像农业文明时代那样再度领先，除了在科学技术创新上领先，还要在以艺术设计等为代表的服务业上领先。就拿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来说，在货物贸易上顺差，但在服务贸易上则有较大逆差。近年来，现代服务业发展受到高度重视。比如，广州实现“四个出新出彩”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出新出彩。如此，才能理解人文湾区包括艺术湾区构成了文明之为整全性的文明的极为重要的有机部分所在。
广州从化生态设计小镇正在试图构建一种能汇聚全球人才、技术等诸多要素的设计生态，以打造全球生态设计策源中心为抱负。在此，有必要在文明史的战略高度上深刻思考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的丝绸、瓷器与今天美国的苹果手机所具有的内在相通性，如此才能小中见大，期于远大。艺术不止于丝绸、瓷器、苹果手机之“用”，更有超越之上的“无用之大用”，这就是对于人的性情的涵养。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类的技术时代有深刻的批评，今天更清楚地看到，科技容易走向极端、“荡而不返”，必须有艺术等力量来平衡，以期达到中正之道。因此，大湾区发展的数字技术不能只是技术，必须有艺术等文明的精神品质来加以心性的润泽、滋养。我们要深思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科技、大都市与我们的土地、乡村是怎样的共融相生的内在循环流动关系，这是属于超越简单经济意义上的更为整全的文明意义上的循环。所谓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所谓休闲湾区之休闲，应当是明末大儒王船山所说的具有余暇的暇远之心。
毋宁说，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所要展示的是一种旧邦新命、熔铸古今中西的新文明，是建基于农业文明大国的思维，善用数字文明的技术，发展新的工商业文明。大湾区要提供我们对于未来的文明想象力，要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认识土地、历史、家国在新文明中的根本性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将在科技与人文、艺术之间“执两用中”。只有“执两用中”，方可达到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研究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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