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露的去向(外二篇)
中国实力散文家2020-29
孙善文
广东雷州人,现居深圳。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散文》《散文选刊》《天涯》《延河》《湖南文学》等30种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20多次被中学语文试卷选用。出版有个人散文诗集《行走的树》。
表弟阿勇已在我的视线中消失20多年了,他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就像我刚刚看到的天上那朵云,说没有就没有了,也就仅仅是一阵风的功夫。
1997年底,祖母病危,我和二弟将攒来的1万元寄回雷州家里,以防祖母不测之需。1万元,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了,我所工作的宝安那时房价也就2000多元一平方米,相较于现在动辄十万八万元的单价,可以想象当时的钱真是一分顶一分用的。
钱存进母亲的存折还没有被捂热,阿勇来了,说要临时借用一下,也就几天可以还回来,不会误事。阿勇是我大姑妈的大儿子,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我自己就在大姑妈家生活了4年,与他同住同睡同学习,他为人做事谦和礼貌,而且一直非常尊重我这个大表哥。母亲问我这事咋办,我想都不想就说,给他吧,我了解他,也相信他,他一定是非常急需,才会这样提出的。阿勇当时中专毕业没有多久,读的是会计专业,他同家人说在蛇口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毕业后就可以进入银行这样金黄色的单位,而且是在经济特区。蛇口与我工作的宝安也就十多公里的车程,我没去过他所说的银行,他倒曾来到我单位几回,但穿着朴素寒碜,脚下的那双皮鞋仿佛涂了一层灰尘,让人觉得他是刚从泥地里趟过来,而不是如他所言从工作的银行来的。这样明显不相符的细节,我也不在意,因为他原本就是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的人,况且他是我的至亲,我找不到怀疑他的理由。母亲将存折给了阿勇,让他自己到镇里取钱,还一再叮嘱他,尽快还回来,你外祖母一躺下,可是要用上这笔钱的。躺下,是我们家乡对老人去世的一种避讳的说法,从买棺木、入土,到丧事期间大大小小的法事,都是要花钱的。但过了一个星期,母亲联系阿勇,却再也无法联系上了。问大姑妈,她吞吞吐吐,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1998年初,祖母去世,祖母的丧葬费还是我们另外借来的,也是希望老人家走得体面点。阿勇应该是祖母最亲近的外孙,因为这事,二弟还生气了好一阵子,当时说,看到他,一定狠狠揍他一顿。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祖母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就有十多人找上大姑妈的门来,说阿勇借了他们很多钱,要求还钱,至于是借了多少,大姑妈、大姑父没有与我们说起过。听旁人说,有几十万。这个数目在当时算是大额的了。大姑妈也在电话里一再追问阿勇钱哪去了,他说用于投资了,但投资做什么,却是死都不肯说出。那是一个传销活动非常盛行的年代,我猜想着,阿勇应该是参与传销去了,钱花光了,路也绝了。大姑妈回忆说,阿勇在1998年好几次给她电话,让转点钱给他,她让阿勇先回来,并告诉他家里没有钱给他了,有钱也要还给人家,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生存问题。当时说话间,可能都在气头上,针尖对麦芒,颇是火爆。在这之后,阿勇就再也没有往家里打电话了,他扯断了与家里联系的最后一条线,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飞到哪去了。他是挂到哪棵树上,落到哪片地上,甚至掉进了哪条河里,无人知晓。
在最初的几年,大姑妈每次同我通电话,都会问到阿勇是否联系我。大姑妈是我父亲唯一的姐姐,自小都是大姐大,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在小孩的管理上算是挺严厉的。阿勇自小听话,她对阿勇的期望也最大。我当时想着,只要阿勇来深圳,他是肯定会联系我的,他从来就没有开口向我借过一分钱,就是他借用母亲的钱一事,我也没有同他有过什么交流,大家骂他,我还想办法为他开脱。我在那家单位工作了近十年,他要联系我,是非常容易的事。虽然时代变了,我的BP机再没有使用了,但单位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联系上我的,这是我一直所期待的。况且,他是我的表弟,是我的至亲,他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却也是我所能包容的。世间有太多的东西不是钱所能买到的。我同二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二弟的气也渐渐消了。一个人,漂泊在外,如同一棵树被斩断了根脉,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都担心起他来。
坊间都在传着,阿勇可能因为欠人家的钱,被人弄死了,要不怎么可能不回家呢?这是挺可怕的事,但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估计大姑妈、大姑父也是听过的,只是他们却不以为然,一直坚信阿勇不会有事,至少他是活着的。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阿勇的消息,向我们隐瞒什么。大姑妈后来买了一套新房,还特别写上了阿勇和阿勇唯一的弟弟,我的另一个表弟阿坚的名字。她说,阿勇总会回来的,属于他这一份,不能少。
2010年1月,阿坚因病去世。但阿勇还是没有出现。这让我相信,大姑妈他们确实也是联系不上阿勇了。老年丧子,该是人间多大的痛啊。春节前,我与一名相熟的,在某知名报当记者的朋友刘兄聊起此事,他甚是同情,说你弄个资料给我吧,我整理一下,在我们寻亲栏目上发一发,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大,此人只要在人间,总有人认识的。我手头中只有一张阿勇10年前留下的彩色相片。相片中的阿勇,笑容可掬,这是他习惯性的笑,没有一点点造作。那篇文章在报纸上整版刊登,文末就留下了我二弟的手机和QQ号。此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二弟接了几十个电话,收到了数十条留言,听了很多建议,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但最后都证实了这些与他同名的人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阿勇本人。我也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让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试图找到阿勇所持有的身份证号的活动记录,但始终找不到对得上号的信息。
2012年,大姑父是在对阿勇的思念中去世的,这份隐匿的情感熬干了他的残年。死前,他说自己梦到阿勇是活在一个靠近水的地方。一个活着的阿勇,这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最后的念想,他带着这份梦走了。水是人生存之本,是生命之源泉,有人的地方就有水,没有大河,必有小溪涓脉。大姑父用梦给了所牵挂的孩子祈求了一个生的愿景,也在虚幻中,在回光返照中给自己圆梦,但愿他去世时了无牵挂。
在阿勇生与死的问题上,其实我更倾向于前者。一个人死去,有无数的可能性,但一个人活着,却只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他没有必要就这样死去。从那些借钱者的家庭情况来看,都是一些平时里看上去很实诚的人家,而且摊到每家,所借钱的数量也是到不了要抵上一条生命的。况且,这种失踪多年后又活着回来的,就仿佛时间磨平了消弭了一般,在我的祖辈中就有先例。这也是我一直相信阿勇活在这个世上的理由。
昌隆公是我父亲的祖父的祖父,出生于1848年,在书面上,我应称他为天祖。昌隆公年轻时是一名出色的水手,常年出海,漂泊在外。但在约20岁那年,出去后,就杳无音讯。他的父亲文华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失踪令整个家庭几近崩溃。时间已过了二十五年,家里为昌隆公做了法事,希望这个无家的亡灵得以超度,甚至灵台上都为他刻制了灵位。文华公更是为当时没有阻止儿子的那次远行而痛苦自责。巧的是,某天,我们村里一名族亲前往澳门送货。没想到竟然在那里碰到了已经40多岁的昌隆公。在族亲的帮助下,昌隆公终于得以还乡。至于他是怎么到了澳门,在那里以何为营生,现在已无记载。但二十多年的漂荡生活,令家人如此挂想,昌隆公甚是后悔。像“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类的励志诗,估计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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