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理事会”如何理好邻居事？ 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廉江探索解决现代社区治理的诸多困惑

专职调解员、罗州司法所工作人员与邻居理事们一起调解邻里矛盾纠纷。

罗州街道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活动。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供图

“邻居理事会”的前身是“大话馆”。所谓“大话馆”，最初是自发形成的。

清晨7时多，七叔家的门便开了。桌椅板凳、茶碗茶盘都摆好，刚从公园晨练回来的大爷大妈们陆续来了。

“七叔，现在疫情还没过去，孩子不想去外地。你帮忙看看本地有没有工作介绍？”“有啊，廉江的电器厂有招工信息，我前两天就发到群里了。”“梅嫂眼睛都花了，哪看得了微信？我回家再让孩子看看。”……街坊们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边喝茶边聊天说事，“大话馆”就这样热闹了起来。

七叔名叫梁顶务，家住罗州街道新南社区梁屋地村。在梁屋地村这种传统社区，居民们会自发来到像七叔这样有威望的人家中聊天，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湛江廉江罗州街道因势利导，将大话馆“转正”，创立了127个邻居理事会，尝试基层自治。说是理事会，不过也就是在门口多挂了一个牌匾，室内粘贴了一些规章制度，再摆上一个茶几、两三把长椅和几张凳子。

作为社区指导下的群众性组织，邻居理事会的工作职责是调处邻里纠纷、服务居民群众、监督公共事务、倡导文明乡风等。

地处廉江城区的中心地带，罗州街道有超过15万人口，其中包括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动人员多了，纠纷也不会少。理事会虽然目前还是个“三无机构”（无人员编制、无活动经费、无工资待遇），却自行承担基层社会管理职能，化解了大量基层矛盾，探索解决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现代社区的流动人员多、邻里矛盾纠纷多和邻里之间往来少等诸多困惑。

南方日报记者刘稳顾大炜

通讯员彭新康李健鹏曹龙彬

统筹：何雪峰

策划：王长庚李卓

“大话馆”里有群能人

“理事会成员的威信很重要。邻居理事会制度要成功，居首功的便是这群人。”

七叔是个大忙人，他有自己的养殖场要打理。

但是，身为片区邻居理事会理事长，路灯坏了，居民找他；小公园地板不适合跳广场舞，居民找他；邻居半夜吵架，他也得上门……小到下水道堵塞、噪音扰民，大到治安维稳，都牵扯着他的精力。

邻居理事会是个“三无机构”，贴钱又贴力，究竟图什么？“能帮助别人，心里快乐，有成就感呗！”七叔云淡风轻地应着。

和七叔一样，在当地颇有威望的贵叔，也被选为邻居理事会理事长。贵叔名叫刘国贵，年逾古稀的他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当选后，他在幼儿园楼下专门腾出一块地作为理事会的办公区，幼儿园的门口还题上了一副对联：“玉门关外时时春风化雨，和睦邻里处处艳阳释霜。”

正如对联所言，邻居理事会要做的就是“和睦邻里”，沟通多了误会少了，再有贵叔中间调停，大事也就化小了。

更何况，刘国贵并不是单兵作战，他所在的邻居理事会有5名理事，分别负责各个小片区。而罗州街道其他邻居理事会也都设有理事长1名，理事3至5名。理事会再以小区或街巷为更小的单位，推选出有威望、有能力的党员作为楼长或者巷长。以往一些邻里建房、占地扩建、妯娌婆媳不和等问题，经过理事会及时发现调解，多数小事也就化解了。

据罗州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辉介绍，近年来廉江城市快速发展，地处城区中心的罗州街道多了很多外来户，大家在相处磨合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矛盾和纠纷。如何发挥社区自治功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服务延伸到基层，也是罗州街道多年来持续探索的方向。经过广泛调研，罗州街道将10个社区划分成34个管理网格，每个网格组建若干个邻居理事会，发动这些“大话馆”参与社区管理。

“理事会成员的威信很重要。”李辉分析说，邻居理事会制度要成功，居首功的便是这群人。如七叔、贵叔不仅在社区中威望较高，还热心公益，与此同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闲暇时间，实为上上之选。

为了进一步调动邻居理事会成员的积极性，街道每年还开展评优评先活动，对优秀的理事会理事长、成员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同时，各级各部门评选“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荣誉时，也会优先考虑理事会成员。

垫钱垫出了威信

理事会成员贴钱贴力，这在罗州街道127个邻居理事会中并不是新鲜事。

邻居理事会虽是自治组织，但也拥有“实权”。譬如，在推荐优秀干部时，理事会意见也是重要的参考项。

罗州街道东街第一邻居理事会理事长梁煜惠，被誉为“谈判专家”，大至土地纠纷，小至夫妻吵架等，他总是能够有条理地耐心说服对方，化解矛盾纷争，被评为湛江市“十大优秀调解员”。

“都说养儿防老，为什么我的3个儿子却都不肯赡养我，我现在老无所依啊。”罗州街道70岁的老居民陈姨拉着梁煜惠的手，诉说间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原来，陈姨丈夫已去世，三个儿子便让陈姨独居老屋，平时很少有人前来探望。

每每谈到赡养费，三个儿子总是互相争吵推诿。老大提议赡养费平均分摊；二媳妇说之前母亲干得动时都是帮老大家，现在干不动了就推给大家，不公平不合理；老三说他家穷，孩子读书都没钱，让大哥先垫着，以后有钱再还……

梁煜惠获悉情况后，便约上理事会成员，主动上门耐心地做三兄弟的思想工作，常常一谈便是一个下午。经多次劝解后，三人还是对“2+1+1”（即大儿子负责一半赡养费，老二、老三各负责四分之一）的赡养费分配方案存在异议。

梁煜惠怒了：“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你们这样抛弃老人不仅受人唾弃，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到时完全可以把你们送上法庭。我们都看不过眼了，你们不养，我养！”随后一段时间，他自掏腰包，拿出500多元给老人做生活费用，还搜集材料准备起诉三兄弟。

陈姨的3个儿子听闻梁煜惠动了“真格”，惭愧不已，马上按照之前的支付方案，承担起赡养的责任。

理事会成员贴钱贴力，这在罗州街道127个邻居理事会中并不是新鲜事。正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用心用情做实事做好事，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居民中的威信。

梁屋地村位于老城区，之前自来水管网陈旧，水压不足，二楼以上用户经常无水可用。管网改造之初，由于住户意见不统一，安装费无法收齐，大大影响了施工进度。自来水公司发了很多通知，社区也贴了很多公告，但一些居民却无动于衷。

有些居民认为，我家住在一楼，用水不受影响呀，何必出这个“冤枉钱”；有些居民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反正都是政府出钱，“不可能差这点安装费吧”；有些居民家庭困难，确实难以支付……

后来，社区工作人员会同理事会成员，一家一户做居民住户的思想工作，讲清说透相关规定，理事长梁顶务还为一些困难居民垫支了安装费，赢得了全体居民住户的支持，使该项工程如期进行。

对此，新南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叶华凤深有感触，新南社区梁屋地片区的管网改造，邻居理事会功不可没。

破解人手紧张难题

邻居理事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弥补了社区干部人手不足等问题。

“12345，有事找政府！”这个耳熟能详的电话已经成为居民求助、投诉的热线。而在廉江市罗州街道，还有很多民间“12345”——在每个理事会办公室门口显眼位置，都公布了理事长及成员的电话号码，居民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

“黄叔吗，我爱人发烧了，我们担心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帮我联系一下医院好吗？”正月初八中午，罗州街道禾盛花园小区邻居理事会理事长黄灼峰接到小区居民林某（化名）焦急的电话后，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并联系医院接送专用车及时将林某妻子送到该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林某妻子住院期间，黄灼峰和党员志愿者们还当起了“快递员”，每天为他们家代购食物和生活用品。

不久，医院传来了消息，林某妻子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多日来一直悬在大家心里的大石终于放下。林某激动地说：“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呀，非常感谢邻居理事会的帮助，这份恩情没齿难忘。”

在罗州街道城中村，每逢家中添丁，村民都会在春节期间举行“点灯”的仪式，邀请亲朋好友尤其是当地德高望重之人前来观礼，祝福孩子健康平安成长。今年春节梁屋地村有4户村民准备“点灯”，有些村民还预订了酒席。

“七叔，今年我家孩子要点灯，但政府部门发文说不能搞聚集性活动，这几十年的习俗总不能随便改吧，你看如何是好？”正月十一，梁屋地村居民梁某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偷偷给孩子点灯，但心里又感觉不踏实，于是打电话求助好朋友、该片区理事长梁顶务。

“点灯的事今年搞不了，明年再补上也行的。我已经跟大伙说了，今年无论谁家点灯，我们是不会参加观礼。到时不要怪我们不赏面哈。再说，防疫不力要追责的，害人害己的事就不要做了吧！”梁顶务的话说得重，但梁某却并不领情。

“我家好不容易才生一个男孩，你们不让干我就偷偷干。”梁某准备着搞偷袭“点灯”，梁顶务领着社区干部等人一起上门来了，大道理小道理说了一堆，总算打消了梁某“点灯”的念头。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通过邻居理事会、社区的多种形式宣传，居民们逐渐收起抵触情绪，自觉配合上级做好防控工作，罗州街道辖区内13条城中村全部取消了游神、点灯、年例、聚餐等各类民俗活动。

罗州街道黄村社区党委书记黄致远说，该社区有1万多人，只有8名干部，平时都忙得够呛。防疫期间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多亏有邻居理事会及广大党员志愿者的支持。

“熟人之间有信任、讲感情。让乡邻出面解决矛盾，有时候三五句话抵得上厚厚一沓文件。”李辉说，邻居理事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具有接地气、熟情况、有威望、简便易行的优势，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弥补了社区干部人手不足等问题。

减轻政府治理负担

充分发挥乡邻、熟人的沟通、说服式作用，比依靠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式、命令式管理更容易取得善治效果。

谈及“乡邻共治”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李辉坦言，邻居理事会要获得可持续运行，需要给予更多的精神鼓励和经费支撑。目前理事会成员虽然没有固定的报酬，但街道年终会对热心的理事进行表彰奖励，所属社区也会对他们进行奖励。下一步，街道将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更多社区“能人”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上级部门如果能在选人用人、运作机制、办公经费、办公场所以及人员补助上给予支持，相信邻居理事会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会大大疏通居民反映问题的渠道。”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人员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习惯，甚至淡化了邻里感情。”长期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教授张玉强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守望相助的乡邻情结是与生俱来的，这在小城市的新市民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邻居理事会这一基层自治的尝试，张玉强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综治邻居理事会发挥基层群众智慧，充分挖掘基层社会能人潜在的能量和爱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作用，从而营造了全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实践证明，它提高了政府与基层群众的黏合度，有效地解决了政府行政手段延伸性问题，提高了服务质量，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

张玉强认为，罗州“乡邻共治”模式充分发挥乡邻、熟人的沟通、说服式作用，比依靠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式、命令式管理更容易取得善治效果，减轻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

基层治，百姓安。2019年，“乡邻共治”被广东省委政法委确定为社会治理实践创新试点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孔凡义在评价该项目时说，罗州街道的探索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激活了社区自治机制，也有利于形成邻里信任互助文化，重建新型邻里关系，对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转化极具推广意义。

思考

熟人社会如何

做到绝对公正

罗州街道以邻居理事会为依托，引导邻里互助、参与社会治理，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然而熟人社会如何做到绝对公正，公事与私情如何协调？

“熟人社会要做到公平公正，一方面需要社会言论监督，另一方面还需要法律支撑。做到既要讲法律又要讲人情，确保公正公平、合理合法。”罗州街道综治办主任何团告诉笔者，邻居理事会成员比较熟悉社区情况，与群众建立了一定感情，处理事情坚持以理服人。理事日常处理的是相对简单的矛盾纠纷，较大的问题仍需和社区干部、网格员、律师一起协调处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邻里纠纷的过程中，并不是由邻居理事会“独断”，只有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都满意或接受了才算调解完成。

如果在调解过程中，居民群众有异议的话可直接向社区或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反映，寻求帮助解决。而且，邻居理事会调解的是日常简单的矛盾纠纷，大的矛盾纠纷基本由社区干部、网格员等进行调解。所以，邻居理事会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小，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社区或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完全可以进行及时补救，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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