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番薯
我对故乡的记忆，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数番薯了。番薯虽然质朴，但教会我懂得牵挂和感恩。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贫困乡村，属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后扎堆出生那一拨。村子因为太小，被拼入了附近的农场。那个年代物资奇缺，地面能吃的东西都被扒光了。我家姊妹多，父亲身体又不好，家里主要靠母亲赚工分养家。母亲背着我上山挖橡胶坑，干活时就把我放在旁边，挖好一个坑就把我挪一挪地方。母亲因为长期饥饿和劳累，奶水早就干涸了，那时的我因而瘦骨如柴、奄奄一息。一名乡村医生说，这孩子怕是没救了。母亲心一横，含泪把我送到二十里外的外婆家。
外婆家的日子虽然也过得清苦，但倒能找到一些吃的东西，比如番薯、芋头、菱角、芭蕉杆什么的，其中番薯居多。后来听人说，这个村的生产队长实在敢担当，对社员开荒偷种农作物网开一面，使得村子靠种番薯度过了饥荒。外婆心疼我，每天偷偷留出一两条番薯给我吃，算是开小灶。大半年后，母亲见到面色红扑红扑的我时，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泪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流……
二
我读书的小学离家有六、七里山路，途经一条小河。小河不宽，一道小石桥架在面上，走在桥面还感觉摇晃。学校离家远，来回一趟不容易，中午饭就没着落了。还是母亲办法多，她天未亮就煮好稀粥，并就锅蒸熟一箕番薯，让我带到学校当午餐，这倒让我每天省了十多里来回。
小学很小，五个年级才40多人。每天，我穿着哥哥不合穿的补丁衣服，提着一小篮番薯上学。开始时没感觉什么，但时间一长，竟被同学们起了一个难听的绰号“番薯仔”。强烈的自尊心让我咬咬牙，发誓再也不带番薯上学了，母亲怎么劝都不行。于是打那以后，母亲中午时分会准时给我送一小篮番薯和一铝盅稀粥到学校，风风雨雨几无间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难当，当时为了那一点点所谓的自尊，让母亲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有一次，母亲给我送饭时碰上下大雨，因为担心我回家过河不安全，她执意要等我放学。回到河边，河水漫过桥面很多，水流很急。等了一个多时辰，洪水稍退，母亲找到一根竹竿，便蹲下来，让我趴在她的背上。她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托着我的屁股，小心翼翼地探着仍有半米多洪水的桥面，探一杆挪一步，还不停地叮嘱攀紧她的肩膀。我紧紧地搂着母亲的脖子，闻到她那发髻茶箍味的芳香，眼里流下两行热泪……
三
长大后，我参军入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回湛江市的一个部队工作，后来在城里成了家。自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回乡下就越来越少了。但每每听说我回来，母亲早早就站在村头的那棵龙眼树下守望着，还吩咐妹妹杀好鸡、备好菜，就像迎接贵宾似的。那时在部队上工作，难得有整块时间，回家也多半是打个转转，有时屁股没坐热就要走。母亲早早就叫妹妹备好一袋番薯，让我离家时带走。我说城里有卖的，想吃到市场买就是了，不用这么老远带。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其实是嫌麻烦。母亲硬是把番薯塞上车来，说是自己种的，好吃不长虫。每次回乡下，拎一袋番薯回城，就成了一个保留节目，也成了我至今对家乡那份铭心的记忆。
有一次妹妹来信说，母亲最近想到城里来看看。我才蓦然想起，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老家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是母亲想念儿子了。那时的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普遍，平时多靠信来信往，至于母亲哪天来，也没个准头，我吩咐媳妇准备好床褥，说母亲要来住上一段时间，但工作一忙就忘了这一茬。有天深夜，窗外下着雨，我正准备入睡，家里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站立门外的不是别人，是妹妹和母亲。妹妹的身上斜挂着一个背包，母亲拿着一把雨伞，身上都湿漉漉的，母女的手还共同拽着一袋番薯。妹妹告诉我，晌午从家里出来，坐长途汽车，谁知中途车坏了，被车主“转卖”了两趟“猪仔”，一路折腾到这个时候。母亲晕车，路上还吐了好几轮。见到母亲憔悴的面容和被雨水打乱的斑白的头发，我一阵心酸，内疚无比地喊了一声“娘！”，紧紧地抱住母亲，眼泪夺眶而出，沿着母亲的手臂，滚落在那一袋湿漉漉的番薯上……
“四哥等一等。”妹妹的呼叫声把我的思绪从往事中拽了回来。从倒车镜看见她提着一袋番薯追了上来，大气喘喘地说：“忘了带番薯，娘一定要我送过来。”妹妹边说边将那袋番薯塞进车里。回头望去，母亲柱着扶棍仍站在门口，晚风吹拂着她那稀疏的白发，依稀在抹着眼泪。
车子徐徐前行，母亲的身影渐离渐远，那缕乡愁陡然而升。我紧紧搂着那袋暖心的番薯，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睛又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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