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乐素陈智超父子与“信义行”
根据欧济霖《国学大师陈垣》《陈垣的世系与故乡情》等资料显示，陈家祖上充分利用家乡特产——新会陈皮起家。陈垣祖父陈学海在乡下挨家挨户收购新会特产药材，挑到省城摆地摊出卖，赚取一点薄利。长年累月，陈学海赚取本钱之后，在省城晏公街闽漳会馆旧址开设“陈信义”店，主营陈皮，兼营其他药材，店铺门联曰：信人所在，义事之宜。成立“陈宁远堂”，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意。随着生意的扩张，陆续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开设“陈信义”分店。
“陈信义”广州湾分店又称作“信义行”，是当时广州湾著名药行之一，地址在赤坎原汽车路十八号。原汽车路即今胜利路。陈宗新《广州湾的中药业》一文写道：“信义行（后改为信诚行）在赤坎胜利路，主营参茸、珠桂、膏丹丸散，兼营各江纸料、京果、海味、集货、文房四宝等，也兼营土特产出口业务，该号为陈氏家族产业，资金雄厚，是本市行业之冠，在省、港、澳、汉均有联号。经理陈德是广东新会人，业务熟练，消息灵通，善于经营。每年获利甚丰，有职工数十人，均属裙带至亲，待遇比其它店稍好。”由于信义行为传统家族药行，因此从经理到普通职工都是亲戚，待遇稍高也并不为怪。
抗战时期的广州湾有利于药材的运输。根据邓广彪的研究，抗战时期中药行商的鼎盛，是由于处于战乱时期，药物需求量大，行商应运而生。“当时行商的特点，可以用利润厚、风险大、时间长、周转慢、费用多来概括。”行商路线有数条，其中一条是“香港至广州湾（湛江），走这条的资金较多，为时也较长，为了相互照应，往往是联群结队，以策安全，三三两两集资几百，多者几千，或手提，或肩挑，一般是经营便于携带的品种如田七、麝香、牛黄、黄连、砂仁、豆蔻等。”因此“陈信义”设立广州湾分店有利于药物、资金的进出。
按照陈宁远堂家规，陈氏族中男子，无论长幼，均可在陈“信义行”各地分店免费食宿。正因如此，1942年陈乐素一家7口从香港到广州湾，就住在设在赤坎的“信义行”，并且长达数月之久。由于“陈信义”药行广州湾分店地址固定，且知名度高，因此又成为转交汇款的最佳选择。1942年陈寅恪前往广州湾之时，就有款项提前汇至赤坎“信义行”通过陈乐素、陈德转交给他。朱家骅给陈寅恪分三笔汇款到广州湾，“前已嘱高廷梓兄汇款一万元存麻章商务印书馆李浩年兄处，并嘱杭立武兄已于日前电汇赤坎汽车路十八号信义行陈乐素君五千元，兹再电汇五千元至麻章李浩年处”。商务印书馆李浩年两笔共一万五千元，陈乐素处五千元，共两万元。此外，“大维兄亦曾汇壹万元至赤坎汽车路十八号信义行陈德君处”。“大维”即俞大维，是陈寅恪表弟。陈德即是广州湾“信义行”经理。可见广州湾“信义行”至少收到两笔汇给陈寅恪的款项，为陈寅恪进入内地提供了资金支持。
抗战时期，陈乐素与陈寅恪有着密切的联系。1937年后，陈乐素一家来到香港，在陈寅恪好友许地山介绍下，到九龙英华中学教授文史，同时主持校订《皇明四朝成仁录》。香港沦陷之后，生活条件很艰苦。陈乐素因为家族经商，经济条件稍微宽裕些许。陈寅恪一家也住在九龙，得知他家里缺米后，陈乐素带着儿子陈智超给陈寅恪送去一袋米。陈寅恪的女儿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有所忆述：“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这个孩子就是陈智超。
陈智超回忆逃难广州湾
陈智超著有《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记述陈氏三代的事迹。为了自励钻研，陈垣使用父亲陈维启的号“励耘”命名书屋，即著名的“励耘书屋”。陈智超在该书中对于他们一家的广州湾逃难经历有所回忆。
陈家第一次大逃难是1937年从上海到香港，第二次大逃难就是1942年从香港逃难到广州湾。对于第二次逃难，陈智超有着清楚的记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乐素一家在日本占领之下度过危险而艰难的大半年时间。1942年浙江大学教授张荫麟病逝，陈乐素经陈寅恪介绍，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聘请到当时迁校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于是陈乐素一家从广州湾开始出发，前往遵义任大学教职。此后，陈乐素在浙大任职12年，招收了几批研究生，包括日后著名学者徐规、宋晞、程光裕等人。
当时逃难路途当中非常惊险，首先是坐船到广州湾。日本对于香港的检查很严格，“很多都是侮辱人格的，都要脱光了衣服来检查。”逃出香港第一晚在澳门停泊，陈智超说：“我当时虽然很小，但是记得很清楚，夜晚的澳门一片漆黑，就像一座鬼城。第二天就慢慢地又走，到了广州湾，先要经过法国的占领区。法国在二战不久就被德国占领了，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叫做维希政府。我们要从这个地区经过"寸金桥"，过了寸金桥才算进了大后方，这就是国民政府的统治区了。我们在广州湾停了3个月，就等浙大方面寄来的路费。3个月以后又开始了从湛江到遵义的旅程。”广州湾是法国租借地，维希政府采取妥协亲日政策。寸金桥是华界与租借地的分界点，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陈乐素一家等到浙江大学寄到的路费后，就跨越寸金桥进入内地。
继续往大后方走，面临的是交通问题。抗战开始，从广州湾到玉林的这一段公路被炸坏。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军入侵内地，但是对货物、人员进出造成极大困难。正如苏尹铨所说，“本来，在玉湾（玉林、广州湾）公路尚未被破坏以前，由玉林乘汽车一天可以到达广州湾。而现在，只有徒步，约五天或六天方可到达。”蒋学楷《广州湾贸易结汇及取缔走私调查报告》中即显示，“自赤坎至郁林（即玉林）之公路基干线业已破坏。……旅客至赤坎至郁林可沿旧公路乘轿而行，第一晚宿廉江，第二晚宿石角，第三晚宿良田，第四晚宿陆川，第五晚宿郁林，共计五日行程，轿费每乘30元。”
因此，当时的情况下陈家也只能坐轿子前行。陈家7口人，陈乐素一顶轿子，然后剩下3顶轿子按照体重分配，陈夫人洪美英和最小的儿子（3岁），陈智超大姐和二弟（5岁），陈智超和二姐相差1岁，合坐一顶轿子。有一天晚上没有找到正规旅店，就住在一个棺材铺里面，安置行军床休息。
还有一天要过一条河，这条河原来有桥的，但是当时被故意破坏了，显得残缺不全。他们坐的轿子，就在上游水浅一点的地方涉水过去。陈乐素从已经破坏的狭窄桥面拿着伞当平衡器走过去，那两个轿夫也想跟着过去，结果没走多远就吓得发抖，后来又退回来了，还是抬着空轿在上游涉水而过。然后他们进入广西陆川、玉林、贵县，继续往目的地遵义前进。
2002年，陈智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的《父与子——纪念父亲乐素先生百年冥寿》中再次提及陈家在广州湾的经历，“在1942年底离开日寇占领下的香港，经过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和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统治下的广州湾，跨过寸金桥，进入大后方，辗转到了贵州遵义，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直到1946年随浙大复员到杭州。”纵观陈家在广州湾的经历，其家族陈信义药行在广州湾设立分店，不仅为陈乐素一家提供住处，也为陈寅恪进入内地提供帮助。
主要参考资料
陈宗新：《广州湾的中药业》，《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
欧济霖：《国学大师陈垣》，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陈智超：《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东方出版社，2013年。
陈祥蕉：《陈乐素：正早夜沉潜史笔》，《南方日报》2013年5月29日，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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