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神庙是中国四大海神庙唯一留存的一座。它及明清古码头，是目前正在密锣紧鼓准备的“海丝联合申报世遗计划”里的标志性内容之一南海神庙：碑文背后的历史故事（下）
清康熙『御书南海神庙碑』
明太祖御碑
“海不扬波“牌坊图/视觉中国
撰文/供图何宜章黄应丰
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的广州南海神庙，是历代皇帝祭海的官方神庙。每逢改朝换代、嗣位登基、克复失土、平复海患、神庙修缮，祈求风调雨顺、海事平安，以至庆寿求子等等，皇帝都派高官前来拜祭南海神，每次拜祭，都要在神庙树碑立传。另外，中外海船出入广州，按例都要到庙中拜祭海神祝融，祈求海神保佑，出入平安，海不扬波。
据“广州地方志”不完全统计，南海神庙自唐至清代的碑刻就有160多方，素有“岭南碑林”之称。然而，历史沧桑多变，许多碑刻遭毁弃。
上世纪90年代，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抢救性修复，南海神庙现保存有碑刻46方，成为研究我国各朝历史及广州历史的宝贵资料。
南海神庙曾有过东西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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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灭南宋时，四次攻破广州，又三次退出广州，而元兵与各路抗元武装的激战，又多次在鹿步司（今黄埔）一带进行，扶胥港和南海神庙遭致严重破坏，许多船舶或毁于战火，或被征用于战争。
元朝建立后，朝廷即封南海神为“广利灵孚王”，并多次派出高官万里迢迢到广州拜祭南海神，但此时南海神庙的东庙已毁于战火，只好到广州城内的南海神庙的西庙拜祭。对此，元朝著名学者、广州增城人陈大震在其撰写的《南海神祠碑》中记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世祖皇帝加以‘灵孚’之号。天使奉宣命，驰驿万里至广城……将至宠光于正祠，闻祠已废，乃于广城西别祠行礼焉。”
随后，元朝廷下令修复南海神庙的东庙，但修复后的东庙不及原来规模的一半，“凡为屋一百二十五间，历十余年而后就也。”
元泰定四年（1327年），朝廷派吕宏道祭祀南海神，当时所立的碑文记述，“具舟进自黄木湾，铙鼓震天，旌旗盖海”；“阖庙旋舻，歌管噭噪，龟鱼踊跃，祥飚送帆，真有如韩记所云。”至此，扶胥港又恢复云集千帆的繁荣景象了。
陈大震晚年与朋友吕桂孙合编的《大德南海志》，详尽记述了当时广州外贸盛况，“志”中列数了种类繁多的进出口货物，光进口商品就有七十多大类，与广州通商的“诸藩国”达138个之多。
记述明英宗重登皇位的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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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洪武三年（1370年）分别在南海神庙立了《敕祀南海之记》《洪武三年御碑》《瑜祭南海神文》三块碑，并做三件事：一是认为岳镇海渎，受命于天，自己“起自布衣”，不敢擅加封号，历朝对南海神的各种封号一律取消，仍以“南海之神”为其名。二是大修南海神庙。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兵燹历载，废坏不修”的南海神庙房屋，便由元朝的125间恢复至唐宋时期的300多间。三是实行严格的“海禁”，并废除在广州等三地设的市舶司。
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非常看重祭祀修庙，但他对外贸易的认识却是很落伍，认为外贸不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行为，而是大明王朝的一种恩赐。外国人到中国来，唯一原因是仰慕中国的德化，是来朝贡的。因此，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都只实行“薄来厚往，倍偿其价”的朝贡贸易。凡私自从事海上贸易的都视为走私，严重的要杀头。然而，这些严刑厉法并没能阻止海上的走私贸易。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派郑和七下西洋，出访国家遍布亚洲和非洲，中外交往盛极一时，大明国威“声闻四海”。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于1405年下令重置市舶司，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
当时，蒙古族的分支瓦剌人，非常喜欢用马匹、皮毛等产品同明朝做朝贡贸易，因为这种贸易获得的赏赐往往是带往朝廷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朝廷还要负责他们吃喝拉撒睡等费用。然而，瓦剌人的一次不讲诚信的行为，引来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件。
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立于南海神庙的《御祭南海神文碑》，就记述了这件事——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瓦剌人派出一支号称有3000人的大型朝贡使团进京，贡品主要是马匹。然而，朝廷经过核对，使团人数和带来的马匹与瓦剌人奏报的数量严重不符。明英宗火了，下令只按实际带来的贡品数量回赐赏物。瓦剌人恼羞成怒，第二年竟派出了庞大的骑兵袭扰明朝边境。
明英宗大怒，率大军亲征，没想却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打了败仗，英宗被俘。
虽然英宗很快被释放，但皇位却被弟弟朱祁钰（明景帝）占据。七年后英宗重登帝位后，旋即派人在南海神庙立碑。
南海神被人视为赐子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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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皇帝在南海神庙立的碑很多，有祈雨的、修庙的、继位的、平定内乱的、剿灭海盗的，甚至有祈求南海神赐子的。明嘉靖皇帝即位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生出儿子，他急了，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派广州官员致祭南海神，立求子碑，祈求南海神赐子；五年后果然“喜得贵子”，龙颜大悦的他又遣钦差道士再祭南海神，立碑谢恩。此外，南海神又被人视为赐子之神。
到了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很快，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到了明朝后期，海外流入大明国的白银约3.3亿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生产总量的约三分之一，广州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相当大的一部分白银是从广州口岸流入的。
大戏剧家汤显祖，就见证了当时扶胥港的异常繁盛的外贸景象。汤显祖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被朝廷流放到广东徐闻，路经广州，写了大量赞美广州及南海神庙的诗篇。他《广城二首》中写道：“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
对广州这块对外贸易的风水宝地，朝廷总是念念不忘。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派太常寺卿叶廷祚南下俢缮南海神庙，并代皇帝刻立《重修南海神像碑》，碑文描述道：“余尝眺望扶胥江中，见白云诸峰龙脉蜒蜿，而东又折而之西，至此则高陵隐起，脉始结焉。两水大会，诸山环朝，人瑞天符，庥嘉滋至，真胜地也……”南国之都的瑞气缭绕、气象万千的景象，跃然笔端。
皇太后八十大寿派状元致祭南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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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由于害怕沿海及边陲反清势力的进攻，清廷实施了多次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用武力收复台湾，解除了沿海的心腹大患之后宣布开海，先后设立了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俗称“四口通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四次南巡回到北京，适逢五十大寿，心情特好，亲笔写了“万里波澄”四个大字，制成金匾，遣户部右侍郎范承烈护送到广州，致祭南海神，并赐南海神庙的庙号为“波罗庙”。
范承烈到南海神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匾挂于神庙大殿中央，并请人将“万里波澄”凿成碑刻，立于庙东侧达奚司空神像前，加盖了“御碑亭”保护，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御书南海神庙碑》。
碑的背面，刻着简短说明，说康熙执政以来，海宇升平，民生乐业，适逢皇帝五旬大寿，派专官致祭“百谷之王”的南海神，保佑我国家长治久安。
可惜，“御碑亭”及原碑刻在“文革”被毁掉了。现在的碑，是广州市政府于1986年根据拓片重新刻制的。
康熙之后，嘉庆帝给南海神庙赐匾“灵濯朝宗”，南海神庙还有一幅皇帝赐匾“圣德咸沾”，现挂于仪门，目前还没考证出是哪位皇帝所赐的。
清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派重臣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到广州致祭南海神，加封南海神为“南海昭明龙王之神”，这是历代皇帝对南海神的最后一次封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再次实行“一口通商”的外贸政策，广州对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为清朝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被称之为“天子南库”。此时在南海神庙所立的碑刻，对南海神处处充满溢美之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庆祝乾隆母亲八十大寿，朝廷派当朝状元金甡从京城跋涉两个半月来到羊城致祭南海神，写下《皇太后八十万寿祭南海神记》并刻字立碑。这篇祭文用了近百句七言古体诗写就，开头就说：“天地嘘噏波罗江，海天极目青茫茫。南宫朱鸟哆鵬咮，响明应妥百谷王。恭承国庆举秩祀，北东西海趋南方。三神旧出广利下，祝融显烁腾朱光。”意思是说，在举国欢腾之日，我们来到南海神庙拜谢百谷之王——南海广利王。因为自古以来，北海东海西海三神，都比不上南海广利王那么耀眼。
丘逢甲说：“军神即海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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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彻底轰开清廷闭关的大门，中华民族从此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与苦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几任清朝皇帝在南海神庙所立的石碑，均没有国家受凌辱的记载，更没有反思的内容，倒是“汇万派以朝宗，控百蛮为襟带”；“南服尘清，海邦化洽”；“舶集千航，合犀角龙牙而纳款”等字眼不时出现，显然，皇帝们还没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彻底清醒过来。
而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于宣统二年（1910年）所立的碑以及所撰写的碑文，却发人深省。当时，正是丘逢甲在台湾组织义勇军抗日失败之时，回到广州后，他前往南海神庙致祭南海神，立下《重修南海神庙韩碑亭记》石碑。碑文说：“粤隶中国，海夷入贡皆道粤，海贾亦集……海利，粤先受之，润及全国；海患，亦粤先受之，震及全国……海崩陆溃，而其终且至战不足战，防无可防……以今言国交，公理是非，惟视海陆军强弱为衡，而海军尤重。国无海不大，无海权不强，无海军亦不能有海权……昔之海权，海神司之；今之海权，海军司之，军神即海神也。”
丘逄甲说，今天我们受到的屈辱，是打了败仗的结果。现时世界的公理是非，均以海陆军的强弱为准则。没有海的国家不会是大国，没有海权的国家称不上强大。往日的海权，掌握在海神之手，今天的海权，掌握在海军之手。这是何等的清醒明白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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